浅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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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论文关键词]曾国藩；宗宋；桐城诗派；宋诗派　　　[论文摘要]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清初以来，唐、宋诗之争纷纭复杂。至乾嘉，朴学之风盛行，诗坛宗宋渐趋兴盛，道咸年间，形成流派。

2、陈衍说：“道光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硐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倔(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虽然道成宋诗派有大体一致的主张，但其内部诗学取径并不完全一致，陈衍认为：“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约略可见曾氏在宋诗派中之独特性。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其为人，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认为读书之要在于格物致知，讲求穷究事理，修己立诚，躬身立行。中年作《五箴》分“立志”、“居敬”、“主静”

3、、“谨言”、“有恒”五方面，既诱导诸弟也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事功，封侯晋爵，显隆于时。然文正一生功业，并不仅止于此，“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于桐城衰微之时，曾以雄奇跌宕之文，振桐城嗣响，力矫懦缓之弊，异军突起，别为湘乡派。诗学理论与创作虽逊于文，并非毫无成就，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其诗学地位可见一斑。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显臣名宦，他们以地位之要、影响之巨，于某一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曾氏也是如此，他的诗歌宗趣影响一时，应者云

4、集，对扩大宋诗派阵营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　　　　曾氏宋诗宗趣，与其学术渊源和时代风尚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是其学术渊源，钱穆谓“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而起者”。姚鼐(1731—1815)，桐城文派和桐城诗派最主要的理论家和作家，受业于苏州同里方泽和伯父姚范，于学术崇尚宋学而排斥汉学，于诗歌推崇黄庭坚，对明七子并不完全拒斥，而是有所取舍，唐宋兼宗。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论诗排斥“凡俗”，主张“道与艺合”，强调学力深厚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对曾氏有深远的影响。其次是诗风流向。曾氏最早感受到当时诗风是

5、在道光十五年(1835)入京应试之时。其时京师诗坛，弥漫着宋诗风气。汉学家程恩泽、祈寯藻、何绍基，既是著名的学者，又身居高位，把持坛坫。他们作诗注重学问修养，崇尚个性。并且，作为文坛正宗的桐城派姚门弟子如方东树、梅曾亮等虽主治散文，也为诗歌，以文为诗，其诗学倾向在宗宋。曾氏与何、梅结识，并日相过从，诗酒唱和，成终身好友。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宋诗习气濡染曾氏在所难免。　　而最直接原因是理学家唐鉴的指引。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曾之同乡，“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唐让曾氏研习程朱之学，给予曾教化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中

6、，义理为首，义理通则文章通，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云：“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诗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据此可见唐鉴义理观、文道观对其影响之深，且唐氏之学与桐城甚为相通，曾氏正是从唐氏那里直接接受了桐城派的文章理论，宗宋也势在必然。然而曾氏作为湖湘人’士，“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导言)，于学“一宗宋儒，不

7、废汉学”，融合百家，兼采汉宋，有云：“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诘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有己。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又可屏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于诗学理论虽也瓣香姚氏，但主宗宋诗，与姚鼐不可同日而语，对姚氏有取于明七子不加理会。由于曾氏无系统诗学理论，其论诗主张只是零星体现在他的日记、家书及各种题跋中，从现存资料来看，并未论及宗唐派别及思潮，当然也无批评抨击之词、党同伐异之见。在近代

8、纷纷扬扬的唐宋诗之争中，近乎独处一隅，不沾是非，这缘于其严谨的人格操守和居官戎马生涯，但其宋诗宗趣是鲜明的。　　从诗理上看，曾氏宋诗宗尚最鲜明地体现在他“艺通于道”的诗文观。曾氏道光二十四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