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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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皇帝颁下的文书，被冠以“制书”、“诏书”等尊美之称，以显示其至尊地位。君主专制制度要求臣子对皇帝的诏书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谨奉诏”成为常见的文书用语（注：如《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汉文帝下诏议废收孥相坐之法，丞相陈平、周勃回奏：“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可见，“谨奉诏”才是臣子对皇帝旨意应持的基本态度。），因为它体现了合乎规范的君臣伦理。臣子“不奉诏书”、“奉诏不谨”、“奉诏不敬”，则是相关政令、乃至于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在汉代的历史记载中，类似材料可以说

2、不胜枚举。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规定其执掌为“以六条问事”，其中的第一条是针对“强宗豪右”而设，而第二条就是整肃吏治的首要规定：“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显然，郡守一级地方大员“不奉诏书”是监察制度的重点所在。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大员，以此坐罪者，皆可能被免官。（注：西汉后期，翟方进弹劾政敌司隶校尉陈庆“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结果是陈庆“坐免官”。（《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列传》）另外，辅政大臣王凤指令他人劾奏潜在的政敌冯

3、野王“奉诏不敬”，虽然期间有人为冯野王出面求情，冯野王还是难免被罢官的厄运。（《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列传附子野王传》）东汉末年，名臣钟繇在自劾文书中列举自己的失职之罪，就有“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之说。（《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汉律对“奉诏不谨”有惩治的规定，还有其他　　　　三、“为国持正”型自战国以降，“尊君卑臣”不仅凝化为制度规定，同时也熔融为政治伦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果群臣必须惟君主的意旨是听，一旦君主的决断出现失误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么国家的利益岂不是要遭受损害？明

4、于治国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在这一方面颇多匠心设计。于是，出现了辅政制度、职在谏诤之官、草诏与封驳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于防范皇帝个人的错误意旨破坏国家的根本大计。然而，在皇帝（特别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于独断专行的皇帝）执意要做某件事情、并且带有“即时”性质的场合，上述预设的制度就会失效。当皇帝敢于置制度于不顾而强行发号施令时，好像只能仰赖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奉诏！”形势才有可能得以扭转。这是地地道道的“触逆鳞”之举，其危险性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如果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

5、的境界，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种类型的“不奉诏”，是最具有社会意义、从而最值得研究的，当然也是最令人钦佩的。试举汉代的几个显例，借以展示当事人的铮铮铁骨、大丈夫气概。汉初的耿直大臣周昌，可当得起直谏第一人之称。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争最为激烈。周昌为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对刘邦声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卷四十二，《周昌列传》）好一个“期期不奉诏”！为此，刘邦对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后，刘邦不得不改变初衷

6、，保留太子地位而封如意为赵王。为了保证自己身后赵王如意不至于被人杀害，刘邦留意为赵王寻求一位可以信赖的丞相，结果周昌当选。在刘邦死后，大权在握的吕太后开始了她的复仇举措，囚禁了戚夫人，随即宣召赵王入京。传宣诏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赵相周昌拒不应命，他对使者说：“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太后大怒，只好先征召周昌入朝，她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周昌先后两次声明“不能奉诏”，公开对抗汉高祖与吕太后两位专制统治者，是冒着相当风险的；从他的用意

7、而言，不带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更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汉景帝时期的大臣窦婴，也以“不奉诏”之举而赢得了声誉。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窦太后的少子。窦太后不脱老妇人常态，因为喜爱少子的缘故，欲令梁王为景帝的继承人，即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安排继统序列。一次，景帝与梁王按照家人之礼，共同奉陪太后宴饮，景帝可能是出于安慰母亲的考虑，对梁王说：“千秋万岁之后传王。”窦太后果然面露喜悦之色。当时虽然不是在朝会的场合，没有形成正式的诏旨，但是景帝一语既出，就应该为“君无戏言”而承荷起许诺。窦婴也在场，当即对景帝的失言

8、提出批评：“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此话一出，实际上就是“不奉诏”的公开表态，也是一种驳议，取消了景帝言论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无声”承认了窦婴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撤销了自己的许诺。西汉后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诏”的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