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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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上)【内容提要】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主要有三种类型:科举仕进、战争与贬谪宦游。迁徙使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亦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但却提升并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士族迁徙不仅影响个人及家族的荣枯兴衰，而且表征出文学重心的潜转暗换及南北经济文化倾斜失衡格局的形成。迁徙是社会流动的一个侧面。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流动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横向的流动即地域的迁徙，纵向的流动即阶层与等级的上下移动。如果说东晋南北朝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横向的即地域的迁徙，那么唐代的社会流动则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唐代士族的纵向流动即阶层的突破也是作

2、者关注的问题，本文则集中讨论横向流动现象，虽然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从学理上还是应首先厘定并予以澄清。如果说文学士族的地域分布形成一种空间壁垒，藉以标志彼此的区别性，保存各自的独特性。那么迁徙就是对地域空间的一种突破与超越，趋向于文化共同体，寻求一种超空间超地域的认同。这种新变化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使然。在承认其变化所含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是以减弱或丧失文学的地域独特性为代价换来的。唐代文学士族与本时期一般移民或流民的迁徙既有相似处，又有差别处。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定居或迁徙受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影响制约，故与整个时

3、期迁徙流动的总趋势有一致性，但是士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多具自足性与独立性，故其移动又与整个移民大潮不尽一致。其对原住地与迁徙地的影响亦大于一般流民。关于一般流民的迁徙，学术界较早注意，且成果丰硕①。本文讨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受惠于以上成果处颇多，但因论题的差异，容或与诸家之说有所不同，势所难免，这是首先要说明的。除过个别的、小型的流动外，有唐一代士族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第一次在隋唐之际（或更早）;第二次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三次则在唐末及五代战乱中。迁移的原因分别为科举仕进、战争及贬谪，本篇依原因分类描述这些迁徙，并试图比较其异同以及对文学风貌的影响，进而突

4、显这些大事件对作家心灵的震动与撞击。一科举仕进所形成的流动隋文帝登基后，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山东士族陆续投归隋朝，在北齐及北周时代已滞留北方的江南士人亦乘便向新政府输诚，加上隋灭陈之后所俘获的陈的降臣。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怀有不同目标的士人居留京城，给岑寂已久的长安文坛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如琅琊颜氏家族本为“侨姓高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②，颜氏亦为百家之一，居建康南之长干，所居巷名“颜家巷”。南朝刘宋时的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被誉为“元嘉三大家”，是江东颜氏的文学领袖。颜之推及兄之

5、仪、之善在西魏军攻破江陵后，被俘来到北方，或仕北齐，或仕北周，后徙居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之推之子均任职杨隋，唐初名臣颜师古、颜相时皆为这一支。安史之乱中抗战英雄颜杲卿、著名文学家、被誉为书圣的颜真卿也是其苗裔。隋开皇九年平陈后，江南地区迁徙大量的贵族百官于长安，“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③，后人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④隋代文坛上的活跃分子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王胄本来都是梁陈文坛上的名流，陈亡入隋。此外还有柳、诸葛颍等，围绕着杨广形成一个颇具特

6、色的文学群体。有人甚至认为构成一强大的江南集团⑤。据《隋书·柳□传》记载:（□）转为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馀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作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以后，文体遂变。⑥杨广与南方文化有一种特别的情结，“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⑦，他“好为吴语”⑧，即位后曾三幸江都。除喜欢与南方籍士人唱酬外，又娶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孙女为妻，是为萧后。这种联姻，使杨广与南方文化有更深的契合。

7、或谓靡丽文风、荒淫生活导致杨广堕落为亡国之君。按杨隋灭亡为复杂原因之综合作用，杨广总管扬州，招引南方士人，并与江南士族联姻，不仅为他自己日后的壮大准备了人才，获得人心，而且为隋王朝抚绥江南，稳定了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⑨。此外，王邵、刘焯、刘炫都是来自北齐的山东士族，曾被指定修五礼。出于范阳卢氏高门的卢思道，自称“生于右地，九叶卿族”⑩，先仕于北齐，齐亡人周，周亡入隋。曾以南朝“思妇—征夫”的歌行体11，写出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从军行》，很有影响12。仍活跃于初唐文坛上的虞世南、褚亮、刘孝孙、许敬宗等，也是由南朝入隋唐的。陈叔达是陈宣帝儿子，隋时任高官，唐

8、初曾为相，“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13。由山东人关中的士人就更多了，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