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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杨万里释易的类辨方法[摘 要]杨万里是宋代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诚斋易传》是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过去人们通常将“引史证经”作为杨万里释易的主要方法,忽视研究杨万里在释易中对分类方法的广泛运用。杨万里不仅将分类作为区分概念的工具,同时也是以之作为类比推理前提的，在分类中，杨万里以气类感应为基础，揭示了天、地、人之间道德原则的同源性，展示了《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的特征。[关键词]杨万里；易传；诠释；方法杨万里(1124-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
2、袤齐名，被时人称作四大家。过去一般只把他作为诗人看待，而忽略了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耗时17年的《诚斋易传》一书中。该书成书之初，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宋代书肆曾将它与程颐的《伊川易传》并刊以行，称《程杨易传》。但是，由于对杨万里释易方法认识的偏颇，致使人们对《诚斋易传》的思想价值的评价大相径庭。在赞成以人事说《易》的学者看来,“引史证经”是杨万里释易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清代学者全祖望跋杨万里诚斋易传时也曾指出该书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今人朱伯崑先生在《
3、易学哲学史》中，亦将“引史证经”作为《诚斋易传》的主要释易方法。他们认为，此种释易方法的主要特色是“对各卦和各爻义理的解释，几乎皆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加以论证，以说明《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1](第367页)。与那些空谈天道的方法相比，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相反，在“舍人事而谈天道”的学者看来,“以史证经”容易将活脱脱的易说死，不足以反映出易道广大的特征。这种看法在杨万里同时代的学者中，就有较多的表露。在《诚斋集》中，有《答袁机仲寄示易解书》一文，该文表明，杨万里的易传撰成之后，曾向同时代的学者尤袤、朱熹等请教。尤袤认真地提了意见
4、，诚斋即据以修改；而朱熹则不置可否:“元晦，一无所可否也，但云‘蒙示《易传》之秘’六字，某茫然莫解其意焉，是以不敢复进焉”。在释易的总体倾向上,朱熹与杨万里同属于义理学派，为什么朱熹却又对诚斋的《易传》不置一辞呢？我认为，这只有从研究方法的差异上才能得到说明。在《朱子语类》中，朱熹曾对程颐的方法，大表不满:“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说一爻当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当三百八十四事。说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说”[2](卷六十七)。针对程颐把三百八十四爻只当三百八十四事的观点,朱熹批评说:“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
5、先生只说得一理”[2](卷六十七)。“说得一理”,谓只适用一件事。这是朱熹对引史证经方法反感的根本原因。同样,《诚斋易传》被其同时代人和今人一致地看做是程颐引史证经方法的继承者,在某种程度上,《诚斋易传》也给人造成了这种错觉,自然不被朱熹看重。但细究《诚斋易传》中的释易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易传》中“以类族辨物”的方法对诚斋的影响是根本的,而程颐对诚斋的影响则是形式的,主要体现在引史实来证经这种形式上。本文试就杨万里对“类辨”方法的运用作一勾勒,以期人们对杨万里的易学思想有新的认识。一、《易传》中蕴含的“类辨”方法在《易传》中,类辨的观念
6、包含了多重含义。首先,《周易》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名称,代表的不仅仅是个别事物本身,而且呈现了同类事物的相同属性。《系辞下》所揭示的周易原理中名与类的关系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3](第383页),“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第373页)。其次,在《易传》作者看来,具有不同属性的事物的存在,是一个无限多的类群,正如《系辞上》中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3](第349页),《坤·彖》中“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西南得朋,乃与类行”[3](第17页),因而类所代表的存在是一个类群,而非孤零零的个体。第三,在《易传》中,区分事
7、物的不同类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周易·同人·象传》中“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3](第78页)。而不同类型的性质,可以作为区分事物的根据在于《乾·文言》中所指出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3](第9页)。第四,以类辨为依据,是否从类或失类是导致吉凶悔吝的重要原因。《坤·文言》中有“阴凝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3](第22页),而《颐·六二·象》中“六二征凶,行失类也”[3](第149页),《中孚·六
8、四·象》“马匹亡,绝类上也”[3](第332页)。这里的未离类、失类、绝类的行为及其不同结果,正是万物与其类不同关系所致。第五,从《易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类辨作为一种方法,它必然要从类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