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上孝宗皇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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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亮《上孝宗皇帝书》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人。因世居城外龙窟村，学者又称龙川先生。年轻时喜谈兵，著《酌古论》。孝宗时作《中兴五论》，并上书皇帝，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遭当权者嫉恨，三次入狱，惨受笞刑。晚年在家设塾，讲学著述，50岁时参加进士试，光宗擢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赴任卒。所学甚博，在文词、历史、哲学及政论方面皆有成就。遗世著作主要收入《龙川文集》三十卷。事迹详《宋史》卷三十六《儒林传》及《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陈亮生活的时期正是南宋和金朝对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并十分尖锐的时期，同时

2、又是南方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陈亮基本反映了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工商地主的产业，同时渴望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他提出了“实事实功”的主张，希望最高统治者在用人上“尽收天下之材，长短大小各见诸用”，体现了保护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改变其政治地位，从地主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提拔人才的政治要求。如果说“事功”思想贯穿于陈亮的整个思想学说，那么他的人才思想则是其事功思想的突出表现。　　在宇宙观上，陈亮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夫盈于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因而“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这就是

3、说，客观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性，事物都按其自身的规律运动，具体事物都有具体的法则。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只能从“实事”和“实功”出发，办任何事情都只能面对现实，讲求实效。陈亮的人才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其事功思想的特征。他针对当时“天下士人烂熟委糜”的人才弊病及当时抗击金国、恢复中原，解决南宋小朝廷“国势日以困竭”的经济政治危机的时代需要，主张对用人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使士人能够“成其才而充其气”使人才有展露才华的机会和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以维持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为此，他多次上书孝宗皇帝，对当时的选人，用人制度提出批评，并表达了自己的人才选拔、任用的主张。　　《上孝宗皇帝书》一共四通

4、，作于淳熙五年和十五年。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36岁赴临安，正月十九日丁巳诣阙上书孝宗皇帝(第一书)，劝其奖劝人才，振奋精神，积极北向抗金，不可苟安于东南一隅。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殿上，将擢用之。大臣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由是待命八日，未有消息，遂再诣阙上书(第二书)。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第三书)，帝欲官之，陈亮以“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渡江而归。淳熙十五年(1188)高宗死于临安，金使节来吊，态度轻慢。陈亮极为愤慨，再次上书孝宗，陈述复仇之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而在廷交怒，

5、以为狂怪，遂不用。　　陈亮的几次上书，以抗金复国为目标，以人才问题为中心，论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改革主张，批判了道学教育及封建专制政体对人才的败坏和销蚀，提出了选贤任能的具体措施，使其人才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与人才之间的关系等本质性问题，在人才思想史上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陈亮认为，抗金复国的现实迫切地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指出，世界是变化莫测的，并不是国君个人的智力，精力所能掌握，，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国君，也必须依助于贤才，才能够大有作为。贤才较一般人看得远，足智多谋，熟虑治国安邦之道，是国君不可或缺的

6、有力助手。所以，自古以来，每个国君都要广收人才，重用人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自己的强盛，都不惜代价收买、拳养人才。汉高祖能够打败项羽，统一天下，也在于张良等人杰然其间。唐太宗夺取政权，实现贞观之治，完全是由于房玄龄、温彦博、李靖、魏征等贤臣的不断指点提醒。宋高宗任用奸臣秦桧，排斥忠良，导致对金战争中的屡战屡败。可见人才是国家兴亡的保证，国君必须依靠贤者治国，而贤者实也助君扬名，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两者实相辅成，谁也离不开谁。无论治理国政、保卫边疆，还是稳定社会、发展生产，都离不开人才。只有贤能的人执政，疆土才得以固守，朝政才得以修明，社会秩序才得以稳定，经济文

7、化生活才得以保障，因此，“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　　陈亮对销蚀人才的科举制度十分反感，为此，他曾撰写了许多文章，对科举制度束缚与摧残人才以及当时科举取人的沉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陈亮指出，当时“选人之在诠者，殆以万计，而侥幸之威，未有穷已。”科举考试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纯粹是图侥幸。他认为，“国家以科举选士”，是“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这种“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