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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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作者】曹顺庆【内容提要】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

2、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一、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特征所谓“话语”（discourse），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analysistheory）的概念，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todeterminehowmeaningisconstructed）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thewaywebothcommunicatewitheachot

3、herandcreateknowledge）。”[1]335说得更简洁一点，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无非就是“风骨”、“妙悟”、“意境”等等范畴而已，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文化规则”。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此即笔者常说的“死范畴”、“活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规则不会随着范畴的过时而死亡。例如先秦没有“风骨”范畴，魏晋没有“妙悟”范畴，唐代也无“神韵”概念，这些具体的、个别的范畴都

4、有时代局限性，随着时代产生，也随着时代而消亡。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文化规则一旦形成，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并始终支配着文论范畴。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一）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言可言，非常言。”就是意义的生成方式。“道”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意义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从哪里生出意义呢？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解释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种“无”并不是空空如也的“无”，而是一种以“无”为本的“无物之物”。“无中生

5、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逻各斯的“有中生有”是根本不同的，由此确立了中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不同方向与路径，“无中生有”也就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之一。意义的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道”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意义不可言说但又必须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有了庄子所说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也就有了《周易·系辞》所说的“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话语言说方式。这个话语方式表现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不言言之”中，表现在“简言以达旨”的“简言言之”中，表现在“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的“略言言之”中，更表现在“比兴”、“兴趣”、“妙悟”

6、、“神韵”、“意境”等文论范畴中。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例如刘勰讲“隐秀”，注重“文外之重旨”；钟嵘论“滋味”，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论“味外味”，提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严沧浪讲“兴趣”，强调“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士祯讲“神韵”，注重“气韵生动”、“妙在象外”。至于“比兴”、“寄托”等诸多范畴，基本上都受这个文化规则的制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套体系又具体体现在“以少总多”、“虚实相生”、“言意之辩”等等话题上。（二）儒家“依经立义

7、”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至圣先师”，就在于他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范型和话语模式。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就是遵循旧作，整理古代典籍。孔子所编定的《诗》、《书》、《礼》、《乐》、《春秋》以及为《易》作传等等，建立了中国文人以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儒家学派前后绵延两千余年，“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批贯通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