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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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bySecretaryColinL.Po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2002;RichardN.

2、Haass,“Defining　U.S.ForeignPolicyinaPost-Post-Coldeeting,TheMarkHotel,Nemer2000.)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

3、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

4、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

5、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

6、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Berger,“DiplomacyinGlobalizationAge”,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初，国际政

7、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政治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

8、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