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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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现代性的起源与分类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8、19世纪之交初步形成，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1]但其实，现代性的来源要复杂得多。姚斯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现在一般意义上把现代性视为与资本主义同源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依旧是一个含糊的时间段而决非明晰的时间点。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内涵比较庞杂。因此，如果要进行详细的辨析最好先对其进行分类。韦伯从宗教和形而上角度分离现代性，从而得到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加拿大学者CharlesTaylor的文章《两种现代性》中，他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了现代性的两种模式，其一就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科技的传统”，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的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名词，叫“合理化”。这个传统后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在科学现代性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而在道德现代性方面，倾向于反思、自由、理性、进步等特点，集中体现为19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启蒙主义精神。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集中体现于现代性话语实践。现代性话语实践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大叙事。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 如同泰勒指出的，任何一种西方现代性理论都不可能覆盖中国的现代性，它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必然会带来碰撞融合与嬗变。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产生于晚清国门打开之后。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2]梁启超是用日记把自己的思想风貌和时间观念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在《汗漫录》中特别提到了19世纪，这完全是一个西方的观念。中历没有“世纪”，中国人只讲十年百年，但在西方“世纪”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新民说”，使国人关注民族国家的概念。可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在文学领域，现代性区分开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在观念上，表现为从封建礼教伦常的维护，到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发展。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反叛传统呼唤启蒙的“现代性”特征。在审美形式上，从语言的现代化起步（三界革命，五四白话文运动；现代小说技法的使用）。在文学内容上，关注民族国家身份的重建确认、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注、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对民主和科学的尊崇和关注，等等。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成同样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那就是关于文学自主论和文学工具论之间的争论。在现代中国语境里，文学工具论和文学自主论又进一步被具化为两大话语样式：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前者依存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后者寄生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其共同的学理基础是对历史理性和语言理性的形而上信仰。现代性话语本有的独断性和排他性必然导致相互间的拒斥与冲突，这种冲突恰恰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成消长的内在动力，也是理解不同类型之现代性文学理论的根据。但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主题已经随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之下，文学领域重提“现代性”，有何意义？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了，‘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具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取向。”[3]但个人认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是恒定的，被内在规定的，并不能无限开放。三、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化的理论主要流行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两个最大的特点是：一是所谓的“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部来探讨发展或现代化的问题。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否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内部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动力，与外部（国家之间）的环境没有根本的联系。[4]二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主要继承了杜克海姆关于“机械联系的社会”（传统社会）与“有机联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二分法，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与继承，从而合乎逻辑地得出非西方国家必须彻底摧毁自身传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结论。 现代性与现代化一直是一对纠缠不清、不易区分的问题。布莱克认为：“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在表达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艾森斯塔斯德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作出了概要的解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的过程。”[5]而另一种看法认为，现代性为现代化积聚了力量，是现代化的先驱。然而当现代化开始乃至完成之后，现代性却并不会消失，而是作为最终的结果保留了下来。因此现代性具有双重性，即结果的属性和原因的属性。因此，目前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产生先后问题还存在着争论，其因果关系如同蛋与鸡的关系那样复杂。我认为，二者的区分主要如下：第一，现代性是一个意识范畴的概念，而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即是人们物质生活追求指标和目标，又是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指标和目标。帕森斯的学生利维普曾为现代社会提出了六项标准，这些标准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现代化的过程则是向这些标准靠拢。这六项标准是：认识方面的理性主义；人际关系方面的普遍性原则；社会机制方面的特定功能；情感方面的克制与回避；目标取向上的责任代化问题。但这个指标似乎与现代性的区分度并不大。个人觉得，起码，现代化较之现代性应该更侧重于自然科学的成分，也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从程度而言，对于思想的改变往往要难于对生产方式的改变，因为现代性的改变必然会触及旧观念中的伦理底线。因此，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现代化的进程要快于现代性的进程。当时在洋务派等极力倡导下，现代化在中国有了一定的进程，但当时民族内部的现代性还处于一个萌芽状态，直到五四时期，旧的东西才被激进的打破。第二，现代化从开始之后基本上不可逆转；而现代性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反复性，当代表现代性的观点成为主流思想时，就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已经完成，不断受到其他思想的挑战，可能促进思想的进步变得更现代，或不再是现代性的代表，并最终被新的思想所替代。当然，这里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比如，也许一场大的革命或运动，会阻碍甚至使现代化的进程发生稍许的倒退(如中国的“文革”)，当然，这种倒退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性更大程度的倒退。如果把对现代化概念的考察移植到当代中国的语境，我们也许能更明确地看出，现代化的确更侧重于经济的考量。我们国家早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里无疑隐含着经济方面定量的目标，以及精神方面的定性目标。但精神方面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内涵同样并不一致，前者有更多的政治方面的含义，而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传承，比现代化无疑更具有开放性和深刻性。这里又要涉及另外一个概念，即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文学的现代化的一种含义自然是指在政治意义上给文学提出了若干与经济政治相配套的隐含的标准；但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文学的现代化更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提出了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与之相应，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这里，文学的现代化其实是指的文学的现代主义。徐迟的系列论文固然如此，九叶诗派自称“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另一位九叶派诗人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是否与袁的“新诗现代化”均是同一个意思。因此，这一“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必然引起了我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关注和必要的探讨。 四、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主义时代以后产生的，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综上所述，现代主义与现代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对现代主义美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们对待现代科学和机械文明的心理和态度是复杂的。在有些艺术家的实践（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中，试图反映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而在大多数美术家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采取回避和超然的态度。他们对工业社会人性的贬值、机械的升值表示不满。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美术的主流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反。事实上，工业、科技文明剧烈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从精神上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迅速变化。四、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现代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主义艺术最早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武库中汲取了养料，同时又受到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萨特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的强烈作用。尼采的学说，不仅对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起过推动作用，也对整个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否定权威，主张发挥以人的意志、本能为基础的创造力，蔑视中产阶级的文明和虚伪道德，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他的“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支柱，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引导下，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美术家们用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开拓新的艺术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使艺术语言趋向荒诞和怪异。自然不少作品创造了荒诞、怪异的新境界。 真正与现代性分道扬镳的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源于人们对科技和理性的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深刻怀疑。资产阶级一方面依靠科技建立了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推动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把科技变成了获得私利和殖民掠夺的工具。从而使国内的危机和矛盾不断激化，也加深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市场中的不平衡状况，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两次大战中，被现代科技武器灭绝的生命达到7000多万。不仅如此，科技和战争之间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发展之中，把科技和理性、西方社会和西方人推向了更加片面化、极端化和畸形化的困境。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变成了部分人掠夺他人的御用工具；人道和人权也服从于工具理性，人从理性的主体和人道主义服务的中心对象的位置沦落为工具理性和机器的奴隶，理性自身有霸权化的倾向。这使得人们不得不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科技理性。在对现代性的普遍质疑中，出现了几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此略举几位。雅克·德里达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德里达解构的对象主要是传统哲学。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从语言入手，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在场”，否认本体、本质的存在。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行为中，“阅读就是一种误读”。因此本体、在场是不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场”也是必须解构的。反对二元论，主张自由嬉戏。德里达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消解中心与本原，颠覆二元结构和等级结构，根本不能回头想什么源头或根源。反对语言中心主义，并由此更进一步地解构形而上学大厦本身。德里达不顾一切地解构，使其解构主义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少年时代经历过二战和德国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纳粹的暴行，尤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屠杀，成了利奥塔不断反思的对象，也令他对黑格尔思辩叙事的前提“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产生怀疑，这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何谓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称：“我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那么，何谓元叙事?利奥塔说：“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他宣告：元话语已经过时，元叙述的社会语境如英雄圣贤、拯救解放、伟大胜利等已散入了后现代知识的杂乱的星空中，人们不再相信伟大“推动者”、伟大“主题”，人们只运用“小型叙事”，只相信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米歇尔·福柯以其独特的权力思想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思潮的领军人物。福柯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对"权力"的思考和发现。在他看来，首先，福柯解构了现代的人本主义，认为权力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不能掌握在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手中，它只是一种关系，并不具有个体性或主体性的特征。其次，权力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处于不断的流动循环过程中。“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6] 社会中存在各种权力关系，它们彼此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权力是多元的，来自于各个地方。它不仅存在于战场、刑场、绞刑架、皇冠、权杖或红头文件中，也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闲言碎语和道听途说。可以说，权力无处不在，它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不论知识、话语、性、惩罚、规训与教育，都与形形色色的权力密切相关，都充斥着各种样式的权力。再次，福柯排斥现代权力理论中所盛行的中心化模式，认为远在以往被人们所重视的那些国家、法律、阶级等有关权力的宏观结构只是“权力所采取的最终形式”发生作用之前，权力的“场力结构”就早已存在，并有效运行。其次，福柯反对知识是中性的和客观的实证主义观点和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换言之，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因而，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和解放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在法文中，discipline就兼有"学科"和"规训"的双重意义，换言"社会学"和"犯罪学"等学科是从社会监视、规训大众和惩罚犯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强化和改进了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段。而医院、精神病院、避难所和监狱只是这些所谓学术研究的实验室，目的仍然在于更好地强化社会控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也并不是截然断裂的关系。即如在福柯那里，对康德提出的“启蒙理性”也并没有完全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落实到文学层面时，却导致了文学的碎片、拼凑、平面、游戏、反讽、解构等诸多特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致是在1985年，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之一的詹姆逊在北大的系列演讲为标志，一时之间，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学作品。但是，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缺少后现代主义传播和诞生的语境。首先，我国目前还处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进程之中，工业文明的程度大幅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和理性的负面效应没有充分显示。其次，福柯等政治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缺少生长的土壤。再次，后现代主义面临着因过度解构而带来的虚无困境，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没有形成足够独立强大的思想力量，在中国更是无源之水。综合而言，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对现代性的关注依旧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