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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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文阙轶”的情况呢？孟子曾说“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这是说一些对诸侯不利的文献典籍被人为地有意地毁掉了。当然，“史文阙轶”可能也还有别的原因。顾氏所说的时代正是孔子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正因为“皆去其籍”、“史文阙轶”，以致于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体情形，我们不甚了了，所知甚少。郭店

2、一号墓的下葬时间，考古学界初步确定为公元前350年－－300年，墓中的文献成书年代应当较墓葬时间为早，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时期。《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正好可以补某些“阙轶”。当然，《郭店楚墓竹简》并未给我们提供确凿的材料使我们得到所期待的确定的结论，我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些蛛丝马迹，这需要结合前人的研究来深化或修正一些已有的认识。（一）早期儒学的分派韩非子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说语焉不详。以今考之，孔子的学生中学问成就最高，从而成为大宗师者有三人：一为子游；一为子夏；一为曾子。

3、兹略述之：1、子游一系，可称为“弘道派”。《礼记·礼运篇》所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系子游所记。在孔门中，子游所传理想最为高远，议论最为深闳，所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子游可谓孔门之大贤。子游、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这一派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民可废君”。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郭店楚简儒学部分多半是子思一系所作，其中《唐虞之道》一篇歌颂尧、舜“擅让”的盛德；而《性自命出》一文录有子游的一段遗文。子思、孟子出于子游，

4、荀子已先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孟轲“案饰其言……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这从侧面说明子游、子思、孟子为一派。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认为子思出于曾子。对此康有为正确地指出：“着《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有《史记》可据。子思受业曾子，无可据。子思作《中庸》，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惟孟子确传子思之学。子思高出于曾子。”（同上书，《孔子改制一》

5、）章太炎也辩子思不师曾子说：“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篇记曾子呼【】，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太炎文录·征信论》）2、子夏一系，可称为“传经派”。子游、子夏在孔门中以通晓文献典籍著称，《论语·先进篇》说“文学：子游、子夏。”但子游教育学生注重“上达”功夫，子夏教育学生注重“下学”功夫。子夏一派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元典的全面研习有很大贡

6、献。后来的荀子除继承子弓一系外，也继承了子夏一系的学说，成为传经之儒。汉以后经学的发展，主要是这一派的推动。这一派比较注意与统治者的合作，与子思、孟子一派的抗议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同。康有为说：“传经之学，子夏为多。”（同上书，《学术源流七》）“传经之功，荀子为多。”（同上书，《学术源流二》）“孟子之后无传经。……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同上书，《荀子》）曾子一系，可称为“践履派”。主要人物有曾子（曾参）及其子曾申（在《礼记》中有时曾申亦被称为曾子）、其弟子乐正子春等。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落在家庭

7、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曾子认为，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甚至不以时伐山林、杀禽兽等，会给父母带来恶名，皆不可谓孝。这一派也讲天道阴阳问题，可能是儒家最早重视阴阳问题的学派。康有为说：曾子之学守约，治身笃谨；曾门弟子宗旨学识狭隘。但他又说：“曾子得成就为孔学大派，皆弘毅之功，力肩孔道为己任也。……曾子盖能行而后言者，虽守约，亦可法矣。”（《论语注》页112）在《郭店楚墓竹简》中《尊德义》有孔子语而未称引孔子：“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此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则明

8、确称引孔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尊德义》之所以有孔子语而未称引孔子，有学者认为是孔子自作。同理，《穷达以时》中有一段话，未说明是何人所说，而《荀子·宥坐》与《韩诗外传》卷七都称“孔子曰”，亦认为是孔子所作。在《性自命出》一文中有“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舞，舞斯踊，踊，愠之终也。”这段话亦见于《礼记·檀弓下》，称子游所说，其文为：“人喜则斯陶，陶斯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