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廉政思想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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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郭树伟《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洁

2、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本版从今日起，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　　　　——原编者   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其中，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

3、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   （一）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治、经济、法制、思想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对此，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他指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员文化风尚，

4、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   王夫之认为，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财聚民散”，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而唐朝实行“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竞为奢侈”的贪腐奢侈之风，最终导致国家覆亡。这两种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   隋文帝奉行“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其财政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竟导致天怒人怨、国家败亡。“大俭之后，必生奢男”。随后

5、，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财政政策的一种报复。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因朝廷过度聚敛，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高祖李渊时期，诚可谓“多藏厚亡”。王夫之分析认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隋文帝的“节约政策”不能说是节约，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亡国破家是其必然结果。   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采取“散财于民”、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

6、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藉；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之豪华；……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唐朝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财聚民散”之弊，却导致了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国家高层官僚李林甫、元载、王涯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而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等高层官僚，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官员风尚败坏。即如该书所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凡三百余年，自卢怀慎、张九龄、裴休而外，唐之能饰簠簋（为官廉洁称为‘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唐朝官员的集体腐败，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王夫之认为，这是统

7、治者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缺陷导致的恶果。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如果整个社会贪腐之风盛行，各级官吏层层盘剥，老百姓无疑是难以转嫁损失的社会底层，最后为贪腐“买单”，进而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反贪腐、澄清吏治与国家政权存亡攸关。   王夫之在此为我们描述了贪腐亡国的路径：先是老百姓为完税而疲于奔命，继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家庭寅吃卯粮、财务透支，造成百姓居家生活艰难，即如唐诗所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后是社会底层抗税的百姓，身陷囹圄、“死于桁杨（即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再其后是百姓“流亡日

8、苦、起为盗贼”。这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又进一步为官吏贪腐提供了温床：“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焰，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最后是“国日蠹、民日死”。隋朝的社会发展全局如此，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