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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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提要：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史记》上承战国遗风，亦子亦史；《汉书》下启后世正史，亦经亦史。史学从诸子化转向经学化，可以从《史》、《汉》之间的历史撰述中探察其脉络。司马迁之后，褚少孙、冯商、刘向、刘歆、班彪等对《史记》的续补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谱牒等史学门类也蓬勃发展，它们共同彰显了这一趋向。　　关键词：《史》《汉》之际；历史撰述；经学化　　《史记》这一被后世列为纪传体正史之首的著作，产生于诸子百家纷纭论史的时代之后。秦始皇焚书中有“诸子百家语”，亦包括先秦诸子之史学。司马迁在继承《春秋》学的传统之外，也继承了诸子论史通于古今的传统。但是，由于经学时代的学术氛围，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太史公》和冯商所续《太史公》，以及《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一并被归于《艺文志》的六艺略春秋家，成为经学的附庸。从此，史学从诸子时代步入经学时代。后世正史虽效法《汉书》断代为史，以经学的惩恶劝善之旨融于史学的实录直书之中，但却以犹存战国纵横家风的《史记》为其权舆，由此遮蔽了《史记》的诸子书性质。汉代以降学者，以子视《史记》者鲜矣，独清人章学诚云“《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1从《史记》到《汉书》一百七十余年之间，史学的变迁是怎么发生的？在二者之间，是什么扭转了时代的学术风气？本文旨在追寻《史》、《汉》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脉络，然不以其思想之异入，亦不以其体例之异入，而是从比较二书的目录学归属出发，抽绎出两汉之际史学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的演进轨迹。　　一、亦子亦史：《史记》前后的著述形态　　亦子亦史，可谓战国秦汉时期著述的一种重要形态。从战国时代的《孟子》、《荀子》、《韩非子》开始，诸子书便往往凭藉历史中的古人言行来立论，尤其是《韩非子》，以说理提挈故事，又以故事佐证说理，成为其表达思想的基本特征。孔子以为“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2所以作《春秋》以行褒贬；先秦后期的诸子，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视为《春秋》的流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便指出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与此同时，有一些以“春秋”命名的著述，却出之以诸子之体，而与史书相去甚远，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刘知幾曾指出它们与《春秋》家的区别：“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也者。”1《晏子春秋》等书皆出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以“春秋”名书，却与编年无涉，除《楚汉春秋》被《汉志》列入六艺略春秋家之外，其他三书皆被列入诸子略，《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入儒家（前者《汉志》省“春秋” 二字），《吕氏春秋》入杂家。对于这种诸子模拟圣经的情形，战国时已有质疑之音，但在当时自由的时代风气中，诸子与圣人虽有贵贱之别，但为书题名并不因此而忌讳，且很快蔚然成风。《孔丛子》载战国游说之士虞卿著书之时，魏齐质疑其命名不当袭《春秋》经，孔子六世孙子顺却坦然接受，并援《晏子春秋》为例，以“贵贱不嫌同名”解之，其《执节》篇云：“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也。《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今子之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何？’答曰：‘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是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齐问子顺，子顺曰：‘无伤也。鲁之史记曰《春秋》，《春秋经》因以为名焉，又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吾闻太山之上，封禅者七十有二君，其见称述，数不盈十，所谓贵贱不嫌同名也。’”2“经者取其事常”、“可常则为经”，这种朴素的认识，使得诸子百家都可以效法圣人，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便为儒家所垄断，其历史意识也随之儒学化甚至僵化了。　　这些亦子亦史的著述，在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献中获得了大量的例证，可称之为“事语”类古书。它们大多是诸子百家引用的故事传说，包括三皇五帝故事、唐虞故事、三代故事和春秋战国故事，而尤以后者为多。1970年代马王堆帛书中发现有两种书，以记言为主，而又不舍提要：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史记》上承战国遗风，亦子亦史；《汉书》下启后世正史，亦经亦史。史学从诸子化转向经学化，可以从《史》、《汉》之间的历史撰述中探察其脉络。司马迁之后，褚少孙、冯商、刘向、刘歆、班彪等对《史记》的续补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谱牒等史学门类也蓬勃发展，它们共同彰显了这一趋向。　　关键词：《史》《汉》之际；历史撰述；经学化　　《史记》这一被后世列为纪传体正史之首的著作，产生于诸子百家纷纭论史的时代之后。秦始皇焚书中有“诸子百家语” ，亦包括先秦诸子之史学。司马迁在继承《春秋》学的传统之外，也继承了诸子论史通于古今的传统。但是，由于经学时代的学术氛围，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太史公》和冯商所续《太史公》，以及《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一并被归于《艺文志》的六艺略春秋家，成为经学的附庸。从此，史学从诸子时代步入经学时代。后世正史虽效法《汉书》断代为史，以经学的惩恶劝善之旨融于史学的实录直书之中，但却以犹存战国纵横家风的《史记》为其权舆，由此遮蔽了《史记》的诸子书性质。汉代以降学者，以子视《史记》者鲜矣，独清人章学诚云“《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1从《史记》到《汉书》一百七十余年之间，史学的变迁是怎么发生的？在二者之间，是什么扭转了时代的学术风气？本文旨在追寻《史》、《汉》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脉络，然不以其思想之异入，亦不以其体例之异入，而是从比较二书的目录学归属出发，抽绎出两汉之际史学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的演进轨迹。　　一、亦子亦史：《史记》前后的著述形态　　亦子亦史，可谓战国秦汉时期著述的一种重要形态。从战国时代的《孟子》、《荀子》、《韩非子》开始，诸子书便往往凭藉历史中的古人言行来立论，尤其是《韩非子》，以说理提挈故事，又以故事佐证说理，成为其表达思想的基本特征。孔子以为“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2所以作《春秋》以行褒贬；先秦后期的诸子，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视为《春秋》的流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便指出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与此同时，有一些以“春秋” 命名的著述，却出之以诸子之体，而与史书相去甚远，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刘知幾曾指出它们与《春秋》家的区别：“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也者。”1《晏子春秋》等书皆出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以“春秋”名书，却与编年无涉，除《楚汉春秋》被《汉志》列入六艺略春秋家之外，其他三书皆被列入诸子略，《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入儒家（前者《汉志》省“春秋”二字），《吕氏春秋》入杂家。对于这种诸子模拟圣经的情形，战国时已有质疑之音，但在当时自由的时代风气中，诸子与圣人虽有贵贱之别，但为书题名并不因此而忌讳，且很快蔚然成风。《孔丛子》载战国游说之士虞卿著书之时，魏齐质疑其命名不当袭《春秋》经，孔子六世孙子顺却坦然接受，并援《晏子春秋》为例，以“贵贱不嫌同名”解之，其《执节》篇云：“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也。《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今子之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何？’答曰：‘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是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齐问子顺，子顺曰：‘无伤也。鲁之史记曰《春秋》，《春秋经》因以为名焉，又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吾闻太山之上，封禅者七十有二君，其见称述，数不盈十，所谓贵贱不嫌同名也。’”2“经者取其事常”、“可常则为经”，这种朴素的认识，使得诸子百家都可以效法圣人，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便为儒家所垄断，其历史意识也随之儒学化甚至僵化了。　　这些亦子亦史的著述，在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献中获得了大量的例证，可称之为“事语” 类古书。它们大多是诸子百家引用的故事传说，包括三皇五帝故事、唐虞故事、三代故事和春秋战国故事，而尤以后者为多。1970年代马王堆帛书中发现有两种书，以记言为主，而又不舍言理，整理者将其命名为《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1990年代，上博楚简中又发现和《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约二十种古书。这些“事语”类著作是诸子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史书，数量大，范围广，其亦子亦史的形态与上文论及的诸子家言及名拟《春秋》者是颇有相通之处的。　　《史记》问世的时代，子书具有历史化倾向，史书具有诸子书特色，亦子亦史，战国以降的著述形态，对司马迁书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学者论《史记》纪传体例，常追溯至谱牒书《世本》，认为“本纪”、“世家”、“列传”因袭于“帝王”、“诸侯”、“卿大夫”，“表”因袭于“氏族”、“谥法”，“书”因袭于“居篇”、“作篇”等。谱牒固然可以视为《史记》的一个，但其“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却不能不与当时诸子百家语即事言理的风气有关，不能不与亦子亦史的著述形态有关。《史记》本名《太史公》，或云《太史公书》，故汉代学者言及其书，多与诸子并称，或迳以其为诸子家言。桓宽《盐铁论·毁学》：“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3称引司马迁语，犹如孟子、荀子、庄子等以人名其书者也。扬雄《法言·问神》：“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4《君子》篇又曰：“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5桓谭《新论·正经》：“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6时人以司马迁书与诸子并言，却并非无视其区别，否则便直接以其为诸子书，何以又别之于诸子之外呢？《史记》虽亦属一家之言，但其“史” 的性质使其跳脱出诸子之外，并不以宣扬道术为旨归。之所以和诸子并论，关键是其秉承了战国时代纵横捭阖自由奔逸的时代风气，与汉代郡县制一统帝国的儒学氛围相去悬远。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经学一统而言，《史记》都与这一新时代格格难入。因此，《汉书·东平王传》载元帝崩后，东平王“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1　　亦子亦史的著述形态在《史记》成书之后，依然绵延下去，刘向的诸多著作便是显例，如《新序》、《说苑》等，它们为班固所引据，对《汉书》犹然产生间接的影响。只是刘向之书浓郁的儒家经学色彩，荡涤了《史记》之前的战国文化精神，亦子亦史徒留躯壳，至《汉书》中便再也找不到这种意味了。刘向作为楚元王之后，其家学难免楚国盛行的道家和神仙家的风气，但后来跌宕的政治生涯，使刘向与道家和神仙家渐行渐远。元帝时期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专权，成帝时期外戚王氏又取而代之，这成为困扰宗亲刘向一生的政治难题。他一面幻想天下为公，一面希望人君能够尊贤纳谏，儒学的通经致用由此成为其自觉的学术选择。在著述体例上，他善于借古讽今，对大量“事语”类古史进行儒学化改造，以合其论政之需。元帝永光四年，因石显用事，周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张猛被迫自杀，“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2后刘向睹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3所谓“依兴古事”、“采传记行事”，都表明刘向著作与历史记载的渊源关系。因此从唐代刘知幾开始，以史家矩穫讥刘向《新序》、《说苑》等书，便成为相沿不断的习气。刘向诸书为史书还是儒者之书，自然以《汉志》以其列入诸子略儒家的学术流别最得本真，这合乎刘向“以著述当谏书”、4　　“冀以感悟时君”的宗旨，5亦合乎“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的裁夺标准，6但其亦子亦史的特征仍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其书的诸子之体中，开始濡染上浓郁的经学色彩，失却了前此诸书自由奔逸的战国精神。徐复观曾考察《新序》、《说苑》对《韩诗外传》、《春秋》及三传、《论语》、《老子》及其他诸子百家的征引情形，认为二书大量引用孔子及《春秋》的材料，说明孔子在刘向心目中具有特别地位；又云因荀子主张天人分途，与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背反，故征引《荀子》无多；又云二书采《老子》之说，在政治上已无多大意义，而特转重在人生处世的态度，与汉初言黄老者大不同；且因管子“可以晓合经义”、晏子“皆合六经之义”之故，7引管、晏皆在其他诸子百家之上。8这些特征表明亦子亦史的著述形态正逐渐走向终结，经学思想的渗入，使其徒具形式而已。刘向藉事以言理，据历史以规谏现实，除却其政治关怀，并不乏历史意趣，对汉代史事的记载更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班固时采其说以入《汉书》，不仅包括史料的采择，更突出其伦理或政治上的训诫意义，彰显出刘向经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二、史籍的经学化历程：从《史记》续补到《汉书》成书 　　从《史记》至《汉书》的学术转向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一百七十余年的漫长岁月，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传统一直在延续，班马之间史学的主流是在对《史记》的续补中逐渐演进的。《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9自此观之，班固《汉书》之业创始于班彪及其前之“好事者”，则班马之间的史学又为《汉书》成书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段承前启后的史学历程，但却因为班固的遮掩，迷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班彪传》所谓“好事者”，李贤注云乃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史通》则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1上列续补《史记》诸家，梁审、肆仁、萧奋、刘恂皆不详，卫衡或即李贤注之阳城衡，史岑则非李贤注之史孝山，晋冯、段肃曾由班固荐于东平王刘苍，金丹曾为隗嚣门下宾客，他们续补《史记》若何，文献中皆无从查考。除此九人之外，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冯衍、韦融、班彪，皆留下或多或少的线索，可供我们考察《史》、《汉》之际纪传体撰述的演进。诸家撰述之遗存，拙著《<史通>引书考》已略有探究，本文仅就撰述形式、史料采撰、思想宗旨等方面，勾勒出此间历史撰述的转变历程。 　　其一，从补《史记》到续《史记》的转变。古人所言续和补多混而不分，但在续补《史记》诸家中，从褚少孙至班彪，还是有其变化轨迹可循的。大体而言，褚少孙、冯商二人既有续又有补，且皆以补为主；而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等则以续为主。2这一转变说明，虽然此间纪传体史学皆围绕《史记》续补展开，但早期学者基本上没有突破《史记》亦子亦史的体制，而后期却倾向于撰述新史，史学的特质更趋明显了。褚少孙为西汉元、成间博士，补《史记》事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张晏注。在《史记》有录无书的十篇之中，张晏指出的《孝武本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四篇，大多认为确出褚少孙所补，再加上《三代世表》、《建元以来诸侯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六篇附“褚先生曰”者，褚少孙续补之作凡十篇。褚少孙续补文字中，虽偶有叙及太初以后史事者，但并未打破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著述体制。冯商乃刘向弟子，其续补《史记》见载于《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注引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3《汉书·张汤传》赞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4班、韦皆云冯商续《太史公》十余篇，与《志》文违异。《汉志·春秋家》又云“省《太史公》四篇”5，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为此四篇当是冯商续书，加上著录七篇正合班固、韦昭所言十余篇之数；赵生群进一步辨著录七篇、省四篇之别云：“《史通》所举十余家中，唯冯商对《史记》既有续，又有补，故《汉志》将其所著十余篇一分为二……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6这个区分非常重要，一方面说明冯商之作以补为主，另一方面说明班固删略续书似欲掩其因袭之迹的私心。冯商续补今可考者，补者有张汤传，见《汉书·张汤传》赞；续者有《王尊传》，见《汉书·赵尹王张传》。补作篇数多于续作，且仍以“太史公”名书，说明冯商仍无意突破《史记》亦子亦史的著述形态。刘向、刘歆、扬雄等续作是否有书名，文献不详，后汉书·班彪传》称其撰“作后传数十篇”，显然突出了续史的意味，而“太史公书” 四字所蕴涵的诸子家言的色彩，则逐渐淡入历史了。　　其二，从私撰到官修的转变。对《史记》的续补最初当为私撰，这从褚少孙屡称“好事者”可知。首先，褚少孙自称“好事儒者”，或云“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7表明他补史只是出于“好事”，而非出于皇室的诏命。其次，褚少孙又以“好事者”称其史料，或云“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8或云“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1表明他所谓“好事”指“好故事”，而非《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等所指的好鄙俗之辞。再次，褚少孙又以“好事者”称后世喜读史书者，或云“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2或云“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3或云“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谨连其事于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4，表明其著述唯求契合于后世同好之心，而未有代官方立言之志。然而，这一情形至冯商时已有改变。《汉志》注引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颜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汉书·张汤传》赞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凡此种种，均强调冯商续补《史记》乃出于皇帝诏命，这与褚少孙“好事者”的心态便有极大不同。这一转变大约与朝廷对《史记》的态度有关。前引《汉书·东平王传》言东平王上疏求《太史公书》，成帝不予其书，说明《史记》的流行受到了当时朝廷的严格控制，禁锢帝府而世间难觅，由此，便不难理解同样以“太史公”名书的冯商之作为何是“受诏”而为了。 　　其三，从“外家传语”到正经雅言的转变。《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何谓“外家传语”？司马贞《索隐》曰：“按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5对于采史传杂说入史，褚少孙并不自以为非，如《三代世表》中，褚少孙假设主客，言“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6将自己侪于博闻远见者之列，而斥异己为浅闻者；后来注家似乎并不认可褚少孙的自诩，《索隐》论之曰：“褚先生盖腐儒也。设主客，引《诗》传，云契、弃无父，及据帝系皆帝喾之子，是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证何事？而言之不经，芜秽正史，辄云‘岂不伟哉’，一何诬也！”7在褚少孙所补篇目中，《日者列传》仅记司马季主一人，《龟策列传》唯叙宋元王一事，又取太卜杂占卦体及命兆之辞，其中多数术家言，故每为后世注家所讥，如《龟策列传》中《索隐》曰“其叙事烦芜陋略，无可取”，《正义》曰“《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8这些言辞是否鄙陋而不合太史公本意姑置不论，褚少孙以诸子流裔和“好事者”自居，自著述形态和史料采撰而言，与司马迁之初衷其实并无大违，只是陷入诸子末流的泥淖罢了。后世注家的批评，大多源于经史一体的意识，从褚少孙之后续补诸家逐渐转向正经雅言，即可窥出时代学风的转向。譬如，《史记·礼书》、《乐书》二篇，《礼书》出《荀子·礼论》，《乐书》出《礼记· 乐记》，皆为先秦礼乐文化在《史记》中罕见的集中反映，它是汉代礼学影响下的产物，与司马迁无涉，亦非如张守节《正义》所言出于褚少孙之手，只能是两汉之际续补《史记》诸家自拟太史公语以宣扬礼学的成果。又如，自《汉书》书志观之，许多篇目源自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的影响，如《律历志》本刘歆《三统历谱》，《五行志》本刘向《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地理志》本刘向地理分野之论，《艺文志》本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凡此皆可见当时经学对史学之沾溉。　　其四，从追求道德鉴戒到维护政治正统性的转变。早期续补《史记》诸家往往以追求道德鉴戒为鹄的，在看似鄙陋的言辞背后，渗透着明确的道德批判和省思意识。如褚少孙续补诸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云“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对功臣侯“骄蹇争权，喜扬声誉，知进不知退”而不能“行权合变，度时施宜，希世用事”给予了兼涵悲惋和训诫的道德反思；9《梁孝王世家》云“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后惑”，10大胆指斥“事从中生”，通过对太后、大臣及窦婴的不同评价，见出其鲜明的道德立场；至于《孝武本纪》截取《封禅书》以成文，虽饱受后人非议，却也被认为是褚少孙能得史公真精神的明证，因为其中对武帝奢侈虚浮性格的揭露，蕴涵着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至刘向、刘歆父子续《史记》，1一方面将推阴阳灾异以论政的习气带入历史撰述之中，一方面又在其遴选的政治人物中，折射出他们参与朝廷纷争、与宦官外戚抗衡的政治印迹，抽象的道德意识逐渐退隐，涉及现实利害的政治关怀则悄然萌生了。至班彪为《史记》作“后传” ，他在《王命论》中反复申述的维护刘氏政权正统地位的思想，更是得到了集中的发挥。班彪尽心于圣人之道，“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2在《王命论》中有感于隗嚣称帝野心而发的言辞，在其《史记》“后传”论王莽篡位中也得到了印证。随着封建王侯的逐渐衰落，司马迁时代的“世家”已是衣食租税，故而班彪续《史记》时有意“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3以体例的改变，表现自己对王朝一统的政治认同。班彪“后传”之文为班固所袭，今有迹可循者见于《汉书·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论赞。五条遗文中，王莽凡三见，如《元后传》赞曰“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4班彪作为班婕妤之侄，同样的外戚身份，使其对汉代的外戚乱政深怀忧思，希冀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从北征西凉托身隗嚣，到西归河西大将军窦融，再到随窦融归洛阳效命光武，对大一统王朝的憧憬自然成为班彪的精神信仰，故而维护刘氏的政治正统性，便成为《史记》“后传”与《王命论》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班固因袭父书，这一思想在《汉书》中得到了继承，在其参撰的《东观汉记》中也得到了延续。据《后汉书·班固传》，明帝时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撰《世祖本纪》，“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5　　是为《东观汉记》创始之作。班固首次以偏方僭乱自相君长者为“载记”，自今存佚文观之，其中有王常、刘盆子、樊崇、吕母、隗嚣、王元、公孙述、延岑、田戎诸人，与其父以隗嚣为僭乱者正合，叙事记人中自见贬抑，宜乎为后世之《晋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所法矣。 　　续补《史记》既然构成了《史》、《汉》之际历史撰述的主流，那么纪传体便成为当时最为通行的史体。严格说来，补史者并未有明确的史体意识，对于体例的关注，应当是在续史过程中产生的。续史盛行之时，正逢两汉之交，外戚王氏走上历史舞台，一直延续的汉代历史撰述突然遇到了断限和正伪问题，如何处理笔下的历史？无休止地记载下去还是以哀、平为断？以王莽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列传？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既是特定时代带给他的选择，也表明续史自身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历史终结和循环问题，在汉初的热烈争论之后，在两汉之际又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与阴阳灾异说混而为一的《春秋》学，为当时学者提供了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学术资源。对大一统的希冀，对乱臣贼子的拒斥，使史家撰述时，不自觉地向《春秋》经学靠拢；虽然仍是续补《史记》，但纵横诡谲的战国遗风却一去不复返了。　　三、非纪传体史籍中所见经学时代之风格　　除了纪传体逐渐展现出经学化倾向之外，其他体式的历史撰述在《史》、《汉》之际也得到蓬勃发展，且亦展现出经学时代之风格。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独立的史学门类，哪些著作才可以视为史籍呢？我们只能根据后世史志目录对史籍的分类，将文献中可以考见的近于史学的两汉之际著述，大体分为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和谱牒六类。　　（一）起居注　　起居注记录人君之言行动止，自周代已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而最早以“起居注”名书，则当始于汉武帝时。从司马迁到班固之间，起居注是形成绵延不绝之传统已不可考，献帝时荀悦撰《申鉴》，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 ，1亦只是泛泛而论。据《隋书·经籍志》，当时所撰起居注仅有汉武帝时《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明帝起居注》两种。《禁中起居注》晋时尚存，葛洪《西京杂记跋》曰“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2《抱朴子内篇·论仙》引其佚文，记武帝梦方士李少君事。从葛洪将其与《汉武故事》并言及其佚文来看，《禁中起居注》带有浓郁的神仙家色彩，言颇不经。然而，至东汉马皇后《明帝起居注》，正统意味却加强了。《后汉书》载明帝崩后，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3《风俗通义》中存其佚文一则，载明帝东巡途中，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之，并恭贺皇帝万年之寿。无论是马皇后对兄长外戚功劳的讳言，还是虎贲王吉对帝王的恭维，都蕴涵着对皇权永固的祈盼，这自然是经学一统思想长期熏染的结果。　　（二）编年类　　《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部分，自《春秋古经》至《议奏》属于《春秋》经传，自《国语》至《汉大年纪》属于古今史传。古今史传之中，列于末位的“《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 又算单独一小类，它们摆脱了对《史记》的续补，迳以《春秋》纪年之体记载太古之史和汉代帝王。《太古以来年纪》为伏羲前后的历史纪年，并未有任何文献根据，只是当时谶纬之学兴起的产物。正如现代疑古学派所揭示的，古史乃层累而造成，愈是远古的历史，在文献中产生的时代愈晚。这类著作只是汉人天命观念和历史循环观念的投射，其现实政治意义要大于历史意义。《汉艺文志考证》引《春秋纬》“开辟至获麟三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云云以论此书，4正是看到了纬书和这类著作的关系。《汉著记》百九十卷，颜师古注认为“若今之起居注”，5其卷帙之繁复确实与另二种“年纪”不同，但它是和起居注完全同类的书吗？《汉书·五行志》云“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6《律历志》云“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7以下分叙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王莽、更始、刘盆子、光武帝之即位年及岁星经行；《楚元王传》载刘向奏议，其中记项籍至宣帝间阴阳灾异，末云“皆著于《汉纪》”。8若三者所言即《汉著记》，则其书实与《汉志·数术略·历谱类》之《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相近，以人事之纪年与天道之历日相配，正合乎上古史官兼司天文之职。其书又多载阴阳灾异，以天道之征诫人事之应，虽有违《春秋》记灾祥不记符应之旨，却正合乎汉代经学思想的本色。由此看来，这部被视为起居注的《汉著记》，本质上仍是“年纪”之属，只是兼有历谱、五行之书的特征，可谓《春秋》经学在汉代史学中的一个复杂变种。《汉大年纪》，似即《汉书》臣瓒注所引《汉帝年纪》。考《汉书》帝纪，臣瓒注引此书多用来比勘《汉书》原文或古注中的疏误。此外，姚振宗又辑录《高祖本纪》注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之类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之即位、享国年岁等，且案云“此似大事记之类，而臣瓒所注《汉帝年纪》亦在其中，惟《高后纪》无瓒注，《外戚传》亦不言其年寿，但知其临朝八年耳” ，9可见姚振宗是以臣瓒注的这些文字出于《汉大年纪》的。若其说可信，《汉大年纪》的确是一部非常简略的帝王纪年，与《汉著记》一样近乎帝王世谱之类，蕴涵着王权天命的思想；而且不言高后纪年，似乎透露出史家的纲纪意识，这与《汉著记》兼载高后、刘孺子、王莽、刘玄、刘盆子不同，是否可以视为《春秋》经学的影响呢？　　（三）职官之书　　汉代的职官之书，大约始于东汉初期，《汉志》未有记载。清人孙星衍将东汉迄三国六部关于汉代官制仪式的著作辑为一编，题作《汉官六种》，其中前三种当在《汉书》之前，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时代皆不详，有汉末应劭注；《汉官解诂》原名《小学汉官篇》，建武中新汲令王隆撰，东汉胡广为之解诂；《汉旧仪》光武帝时卫宏撰，官制外兼及籍田、宗庙、祭天等礼仪之制，后世史志多著录入仪注类。西汉时期，官制多因循秦代不改，王莽以《周官》托古改制，淆乱了刘氏政权的职官制度，东汉初年职官之书的兴起，显然有巩固皇权的目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1明确点明撰表的历史原因。这些著作的特点，杜永梅将其总结四个方面：其一，详细记述为加强皇权而作的种种繁复规定；其二，重点记述对百官的分职定分；其三，反映了对诸侯王的控制不断加强的趋势；其四，对朝廷和官方仪式高度重视。2这些旨在巩固皇权的职官之书，其撰述与东汉初年经学意识形态的巩固是同步的。　　（四）目录之书 　　刘向在走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后，成帝诏其领校中五经秘书，留下《别录》之作；刘歆卒父之业，总群书而奏《七略》。班固删其要者成《汉书·艺文志》，除新增刘向、扬雄二家著述并偶注篇卷出入之外，几乎全守《七略》之旧。向、歆父子的劳绩由此显出莫大的史学价值，而这一史学硕果同时又表现出经学时代鲜明的崇儒色彩。《汉志》中的史书，主要在六艺略春秋类，有《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百三十篇及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凡十一种。这些史籍中，《国语》、《新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近于先秦的事语类古史，后世多列为杂史；《世本》近于历谱类《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书，后世多列为谱牒；《奏事》后世列为诏令奏议；《太史公》及冯商续补皆纪传体，后世列为正史；《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后世列为编年。这么驳杂的历史撰述，向、歆父子一股脑儿将其附于《春秋》经传之后，不正是视其为《春秋》经传的附庸吗？不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吗？班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对刘向及以后学者续补《史记》之作略而不言，更突出了其对之前史家的轻视。以往学者注意到《汉志》将史书列为《春秋》之附庸，以及其后史学“脱经入史”的独立历程，但却往往忽视在刘、班之前，历史撰述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所列的一两种书背后，往往是一群书，刘、班有意识地择其要者“附史入经”，导致了汉代史学鲜明的经学化。　　（五）地理之书 　　地理书的经学化，主要体现在其中蕴涵的对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认同。汉帝国一统天下，班固撰《地理志》，别九州、定山川、分圻界、条物产、辨贡赋，将地理学历史化，又将其经学化，成为后世王朝地理学的典型样板。其后问世的《水经》、《三辅黄图》都是这一学术精神的产物。班固撰志的文献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刘向，二是朱赣，《地理志》云：“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3刘向之书，未见著录，似在其续补《史记》之中，所谓“地分”即分野之说，犹如《史记·天官书》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地理志》中“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壄也”之类，4当皆源于刘向之书。朱赣之书重人伦风俗，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称之为《地理书》，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称之为《风俗记》，《地理志》中“（郑地）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之类，1当皆源于朱赣之书。刘向、朱赣二书本皆地理书，然刘向重在言天，朱赣又重在言人，班固并录其说，以王朝地理认同统而贯之，足见汉帝国之规模气象。当然，在远离帝国中心长安的西南边陲，有一些地理书违背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精神，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尚奇之风，如传为扬雄所作的《蜀王本纪》多载巴蜀神话传说，又如东汉初蜀郡杨终所作的《哀牢传》叙哀牢王世系多杂神异，它们在后世时遭诋毁非议，正说明《汉书·地理志》奠定的王朝地理思想具有多么强烈的儒家色彩。　　（六）谱牒之书　　谱牒之书在《汉志》中隶于数术略历谱类，“历”指年历，“谱”指谱牒，二者可析言亦可浑言：析言之，“历”即历法、历日，后世史志多隶于子部历数类或历算类；“谱”即帝王世谱、世系等，后世史志多隶于史部谱牒类。浑言之，“历谱” 即以年历与谱牒相配，区别于无年的世谱。《汉志·数术略·历谱类》所载《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二书，近于后世史部谱牒类的《世本》之属，可算是当时史学的一种。这类著作突出人在封建等级关系中的位置，是早期氏族社会或贵族社会的典型反映。清代以降学者多认为《史记》体例本于《世本》，因此，先秦两汉的谱牒书便被视为纪传体的。《汉志》以“历”与“谱”并为“历谱”，说明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分。《汉书·律历志上》：“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2《汉书·楚元王传》赞：“《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3班固本刘歆书撰《律历志》，一称“《三统历》及《谱》”，一称“《三统历谱》”，正说明“历”与“谱”或即或离的关系。如班固所言，这种“历谱”是解说《春秋》的，显然视之为《春秋》经学的流裔。秦汉之时，史官犹职天官之任，以五星日月之会解三统服色之制，以四时之位说圣王吉凶，虽言涉数术而不离史家之初衷。班固承向、歆父子，大约是将这些书看作《春秋》的末流，所以在数术略中单独列为历谱类，表现出经学家重学轻术的取向。后世谱牒书的壮大，使得《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逐渐发展为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则是班固始料未及的。　　结语 　　《史》、《汉》之际的历史撰述，原本是非常丰富的，《汉书》多有所本，但却由于班固的因袭和遮掩，一史成而诸史废，一百七十余年的史学发展从此湮没难彰。这一时期，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传统，得到了诸多史家的追摹，续补《史记》蔚然成风，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主流。非纪传体史籍也开始萌芽，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谱牒这些后世史志中的门类，这一时期都得以展现光彩。　　从《史记》到《汉书》的转向，不仅是思想上的儒家化、体例上的通史断代之别，更是著述形态的变迁。《史记》上承战国遗风，亦子亦史；《汉书》下启后世正史，亦经亦史。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当然不是一蹴而就。但以前讨论班马史学，往往将其简化为班马优劣问题。王充、刘知幾扬班而抑马，傅玄、张辅、郑樵劣固而优迁，是非然否终难衡论，随世因人，其意见之迁移不知凡几。在纷纭的辩争背后，班马之差异何以发生，却被无意间忽略了。司马迁与班固之间，是政治上外戚专权的时期，也是汉代经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经学家极大地扭转了时代的经学风气，同时亦使史学经学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从《史记》到《汉书》，可谓是史学的诸子时代转向史学的经学时代。在关注魏晋六朝史学“脱经入史”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却两汉之际史学“脱子入经”、“附史入经”的嬗变历程。　　[马铁浩（1979年—），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河南，焦作，454000]　　[收稿日期：2012年8月1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