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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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政治信任：政治社会化得以有效运转有赖于政治信任的“在场”，政治信任不仅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内容之一，而且还是政治社会化实效性的逻辑起点和实效性生成的嵌入要素。求解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必须正视农民政治信任问题。　　关键词：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实效性；政治信任　　：C912　　：A　　：1673—9841（2012）05—0029—06　　公信力由信用和信任两部分构成，信用是信任的根据，信任是信用的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公信力是影响农民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前制性因素，那么农民对政治体系信用的政治信任就必然是农民政治社会化研究必须深化的问题。以下分析表明：政治信任在农民政

2、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以替代，它不仅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之一，而且是政治社会化实效性的逻辑起点和过程的嵌入要素。　　一、作为农民政治社会化实现目标的政治信任　　政治社会化，就内容而言，包括政治认知社会化、政治情感社会化和政治评价社会化。其中，政治情感社会化是人们对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活动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人们只有对一定的政治体系、政治规范、政治价值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时，才会发展出相应情感上的认同，继而进入深度信任状态，即政治信仰阶段。政治信任作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与他人在一起时所感受到的开放、合作和容忍态度，是反映政治文化内容的一个重要维度，必然成为政治社会化的实现目

3、标。　　这种必然性首先符合了人的发展规律。一般而言，认同一个事物应该立足于对该事物性质或状态的认知基础上，但人类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掌握影响他人行动的外在因素，更无法通晓他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活动时，就必须“突破单纯的认知而达到对未知领域的基本性质的判定，这种判定不等于具体的认知，而是最一般的看法——对外部世界与自身有无同一性的看法”。而形成这种看法除必须依靠认知和逻辑推理这种理性因素外，更要靠习惯、想象、直觉等非理性、非认知因素。“相信”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都是产生于习惯和它作用下的想象。这是人的生命机能不断展开的结果，也是人的生活实践的产物，还是人的整个历史发展的产物。

4、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是人们活动和生活中必然产生的现象。　　如果说信任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必然的话，那么，政治信任对当代中国农民还是一种必须。传统中国农民的信任是建立在宗教、传统和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上的，其特点是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而不是信任外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为此分析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X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X络。这X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外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与

5、此“差序格局”相配套的是高度个人化的家长式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运转的条件并非在于“谁做了什么”，而在于“这个人是谁”，是一种先验的、不需要做出任何功绩的信任机制。这机制在解放后曾一度受到冲击而处于潜伏状态，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家庭作为构建社会基本单位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发达，社会化服务还不完善，难以满足农民家庭的需要，亲缘关系“虽然它在今天已失去了昔日传统政治结构中的权威化含义，利益上的关联超过了基于家族和血缘联系的考虑，但形式化的亲缘展现帮助村民形成了行为和心理互动的圈层结构，同一家族成员血缘相通、地缘一致，既有心理上的亲近感，又有联系和合作上的方便性

6、，因而相互依赖性必然大大增强”。“这自然就被运用于解决农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以获取共同利益，反映在农村政治秩序上就是农民政治行为的特殊主义，即在农村日常政治生活中法律法规没有起到支配和规范农民的应有作用，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传统的礼俗和维系家庭、家族和乡邻之间感情关系的人情。农民之所以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愿意进入到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的社会群体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外界的腐败、垄断以及社会结构不完善等引起的不安全感。农民对外界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在于他们知道这些组织的运行机制，也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是贫：政治社会化得以有效运转有赖于政治信任的“在场”，政治信任不仅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内容之一，而且还是政治

7、社会化实效性的逻辑起点和实效性生成的嵌入要素。求解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必须正视农民政治信任问题。　　关键词：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实效性；政治信任　　：C912　　：A　　：1673—9841（2012）05—0029—06　　公信力由信用和信任两部分构成，信用是信任的根据，信任是信用的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公信力是影响农民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前制性因素，那么农民对政治体系信用的政治信任就必然是农民政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