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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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60个村十年间的四次跟踪调查，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村委会选举和扩大直选层级的意愿越低，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度也越高。这一结论支持“政治稳定的信任基础”理论。不过，对于既需要提升民众政治信任、又需要发展民主政治，同时需要政权稳定的中国政府而言，这些多元目标取向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难解的结。　　〔关键词〕农民；政治信任；政治参与；表达行动；政权支持度　　〔〕D0〔〕A〔〕1000-4769（2012）03－0043－07　　〔基

2、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研究”（05BSH009）；“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对策研究”（08AZZ005）；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社会稳定及其预警研究”（2009-ZDond和Verba的公民文化学说更进一步指出，公民信任能够在民主社会中推动大众对政权的支持；〔10〕而在权威政体里，狭隘信任和社团信任可以推动人民对政权的拥护，但公民信任可能不会有这种功能。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中，上述议题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比如，在有关政治信任与民众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的分析中，史天健发现，村民对在任村委会领导不满程度的提

3、升，会增加其选举参与倾向。〔11〕孙昕等人却发现，村民对基层政府“政治信任”越高，其参与选举的倾向就可能会更高。〔12〕在一些有关非正式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出，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了政治不信任。〔13〕邱国良认为，熟人社会的信任在解决乡村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应对乡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中则显示出不足，构建农村政治信任是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14〕一些学者试图从更大的层面揭示政治信任的政治效应，如：李连江（2004）在分析农民的政治信任时提出，农民对中央的高信任与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低信任甚至不信任

4、，会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正常运行。〔15〕肖唐镖曾从政治信任视角解释农民表达行动的三部曲变化，进而讨论农村政治稳定状况。〔16〕孔凡义则探讨了政治信任和政府治理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政治信任有助于政府治理效能提高的结论。〔17〕曹沛霖在政治改革分析中发现，许多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均起源于政治不信任，因此，政治不信任在政治过程中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18〕　　上述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拟以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研究〔19〕为基础，从以下三个层面集中讨论这一变化的政治后果和效应，即：政治信任对农民的政治参与、政权支持度与意见表达行动的影响。

5、在此，我们分别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第一，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和愿望就越低。在学者有关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相关性的讨论中，我们已看到，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不过，基于中国贤人政治和臣民政治的传统，我们以为：民众更可能因为相信政府，愿意并放心地将权力交给政府和官员来行使，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就会越低，对向上提升直接选举层级的愿望也越低。　　第二，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对现有政权的支持度也越高。这是学界近乎一致的意见。在这里，“对政权的支持度”设定为以下指标：对现行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国家整体状况的

6、支持或感受。我们以为，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则这些指标值也越高。　　第三，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则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合法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现实中，面对侵权或利益受损等现象，农民往往有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从“不表达（如忍气吞声）”到最激烈的“暴力抗争”，我们罗列了从A到N等14种，其中，既有正式、理性和合法的表达行动，也有非正式的、半合法或不合法的表达行动。我们以为，农民的表达行动往往取决于其政治信任状况，他们对党政组织的信任越高，就越会采取理性、合法的表达行动；反之，亦然。〔20〕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自于笔者所组织的对江西、江苏、山西、重

7、庆和上海五省、市在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四波跟踪调查而形成的数据库。四次调查所涉及的村庄数量略有变化，最少的一次是56个村，最多时为68个村（见表1）。　　第一次调查在1999年，在江西C、T两县、江苏南部H县，按照等距抽样方式先选取5个乡镇，然后各选取四个村，每县各20个村，每个村选取20个村民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00份。　　第二次调查在2002年，即对江西C、T两县40个村的追踪调查，每村选取10个村民样本。同时，在山西X市（县级市）共20个样本村，每村选取10个村民样本进行调查（抽样方式同前一次）。但由于“调查准入”等因素的限制

8、，X市最终只完成了对16个村的调查。该次调查共完成了56个村，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