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伦理道德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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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格尔顿的伦理道德转向“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理论的未来在哪里”是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的两大问题。在思考文学的本质的过程，伊格尔顿发生了伦理道德的转向，这种转向鲜明地体现于他的《理论之后》和近作《文学事件》中。本文认为伊格尔顿晚年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在亚氏幸福观和本质观的启发下，他转而强调伦理道德，认为文学中道德是一种实践和行动，以及文学是作为事件的存在两大成果。在详细分析了《文学事件》伊格尔顿关于作品中道德的观点后，本文试图探讨其伦理转向的原因。一古往今来，凡是在文学理论上有所造诣的大家硕儒都曾试图回答的问题便是“文学是什么”，“文学将会何去何从”?

2、当然这也是时时盘旋在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脑海中的问题。在2003年的《理论之后》中，他开篇便抛出一句足以震荡文坛的言论，“文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1]，配之以“理论之后”这种暖昧不清的书名，让读者误以为这位以书写文学理论教科书扬名天下的学术明星已加入鼓吹“理论之死”的时尚中。虽然他在前四章中对理论进行猛烈批判，但众人却没看到他又在后四章讨论真理、政治、道德、死亡，试图从这些宏大命题中为理论寻找出路。在《批评家的任务》中他曾言，关注这些问题并非是因为研究重心的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这些话题根本就没有远离过我”[2]。又说：

3、“我一直对研究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近年以来，我又回到这个主题。”[3]。如果说《理论之后》只是痛心反思，那么其近期论著《文学事件》(2012)便是一次尝试了，他推翻《文学理论导论》中的无本质论而认为文学确实存在本质，并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作了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定义。早在《理论之后》中他便说道：“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没有兑现诺言。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1]98，而这种补救之法便在于道德与伦理之上。当文学理论因为离文学越来越

4、远而故步自封，文化理论离社会政治越来越远成为象牙塔游戏，伊格尔顿看到，只有重新返回宏大而基本的问题的思考中，重新探讨真理、道德、宗教…文学理论才能重新回到高理论(hightheory)阶段，重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二伊格尔顿在晚年受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VirtueEthics)影响颇深，特别是伊格尔顿关于政治伦理的看法，时常显现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观点揉合的影子。在《理论之后》中，他说道：“马克思继随的正是这种道德思想，甚至他的经济思想也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善恶的问题被错误地从它们的社会背景中抽象了出来，而又不得不回归于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是古

5、典意义上的道德学家。”[1]137他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只是他本人却没有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德性伦理学是如何影响伊格尔顿的呢?首先在于他的德性幸福观，在亚氏看来，当事物将其本身的功能很好实现的时候就是实现了善。在德性伦理学中，德性被肯定只是因为它们是构成人之世界的好的要素，它本身是善的。所有实践活动的目标以及最高的善便是幸福(eudaimonia)，幸福是自足的。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便显露出受此种观点的深刻影响，比如“本性这个概念，就像是条底线：你不能问长颈鹿为什么如此这般行事。答日‘这是本性’就足矣。你无法问出更深的答案。同样，你不能问

6、为什么人们要想感到幸福感或有成就感。……幸福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1]116。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说“像道德一样，文学作品它们自身便存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显示其言语行为功能，才能实现文学自身的目的。”这里文学不再被认为是传统观念中的只是反映现实再现现实的中介之物，文学便是文学本身，它自有目的和价值。伊格尔顿一改以往文学没有本质的看法，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他尝试探索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最终得出文学是一个事件的结论。亚氏影响伊格尔顿的又一要点，便是实现幸福的途径。亚氏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曾言：“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

7、人。”[4]“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5]，探讨德性并不是为了知道德性是什么，而是为了去实践，去成为有德性的人，德性实践才是实现幸福的途径。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便论述过这种观点，“你不可能仅仅通过反省来判断你的生活是否自由全面发展，因为它涉及你怎么做，而不仅涉及你怎么感觉。…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幸福是一种实际行动或活动，而不是心境。它与如何实现你的能力有关，而与特定的生活观无关。”[1]123而由此可以发现，道德实践的这个观点正是文学是一种事件的理论基石，《文学事件》一书中写到，“文学作品是一种实践，一种行中之知，从这个角度相似于古典

8、时期的道德概念。”[6]64文学作品是行动中的知识，而非理论上的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