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简牍学百年发展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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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西简牍学百年发展述论［摘要］河西简牍发端百年来，经历了兴起、发繁荣三个阶段，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存在整理刊布缓慢、综合研究不够等诸多问题。在河西简牍研究的开山之作__《流沙坠简》发表百年之际，本文拟对河西筒牍学的发展情况作一简要论述，提出了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活馱讨论。［关键词］河西简牍；汉晋简牍；《流沙坠简》；丝绸之路［中图分类号］K87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15-0620世纪以来，甘肃河西地区出土了6万多枚汉晋简牍，占甘肃境内出土简牍的90%之多，全国出土简牍的1/4

2、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简，占全国汉简出土量的80%以上。河西简牍真实地反映了汉晋时期，尤其是两汉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交通邮驿、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一、河西简牍研究的兴起阶段(1907〜1949)河西简牍研究的兴起阶段，也就是从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汉塞烽燧遗址发现汉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河西简牍研究发展阶段。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代木简。斯坦因将这批简牍交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碗(EdouardChavannes)博士整理研究。1

3、913年，沙畹发表《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刊录斯坦因在新疆、甘肃所获简牍991枚，其中出自敦煌者708枚。沙畹除了发表照片外，还著录了各简编号及原简长度宽度数据，次以中文释文及考证。沙畹在刊印是书前，曾将手稿寄给了正在日本考释甲骨的罗振玉。因此，罗振玉和王国维得以对简牍文书展开考释研究。1914年，由罗、王二人合著的简牍学名作《流沙坠简》出版。《流沙坠简》收录了斯坦因所获汉简文书585件，依据简文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分为三类：一为小学术数方技书65件；二是屯戍屋残390件；三是简牍遗文86件，主要为各类书信。①《流沙坠简》改

4、变沙畹以编号著录简牍的方式为按照内容分类著录，充分揭示了这批简牍的历史文献价值，为简牍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例。《流沙坠简》是我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鲁迅先生曾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②此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又获简牍，其照片由中国学者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于1931年率先公布。对敦煌汉筒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简牍整理、研究的核心成果。这一研究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深刻影响了此后简牍学发

5、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汉简虽非近代最早出土之简牍，但确实是近代简牍学产生的催生剂。1930〜1931年，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上万枚居延汉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劳等人开始了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以劳令0研究最为突出。1936年，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查团首先将劳令0、余逊二人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世称“晒蓝本”，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1943年和1944年，劳令o又分别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实现了对居延汉简最早的系统考证。这一阶段，对简牍的整理、发表、考释是简牍学研究的重点，以

6、简证史即利用简牍进行历史、地理考证是核心内容，王国维开创并为劳令o等学者承袭的“二重证据法”是筒牍学初兴时期的主要研究方法。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马衡的《记汉居延笔》、《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帝年号延和说》，贺昌群的《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烽隧考》，陈分命的《汉晋遗简偶述》、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等。-、河西简牍研究的发展阶段（1949〜1978）1949〜1978年，是河西简牍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旧简牍资料尤其是图版照片的整理公布和新简牍资料的陆续出土，河西简牍研究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研究人员和相关著述

7、逐渐增多。（一）大陆学者的河西简牍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大陆筒牍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20世纪前半叶所发现的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以及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武威汉简研究。20世纪70年代，尽管居延新简及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的发现是这一时期简牍学界的盛事，但由于材料公布滞后，故并未成为简牍学研究的热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30年的筒牍学研究以河西汉简研究为中心，尤其在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从研究成果来说，大陆学者以陈梦家和陈直二人最为突出。陈梦家（1911〜1966），现代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他在

8、简牍学方面的主要成果：一是对武威汉筒的整理研究，二是对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在简牍书籍和简牍文书两大领域，在简牍学与考古学结合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武威“仪礼简”出土后，甘肃省博物馆邀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