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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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华南的农村社会史研究，如果从20世纪上半叶陈翰笙、林耀华、傅衣凌等先生的经典研究算起，至今也有七十多年了。经过半个多世纪海内外学者的努力，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是目前中国区域农村社会史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之一。本文尝试着把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历程放在学术发展的脉络下进行简要回顾。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的学识及资料的不足，本文对前辈时贤成果的理解恐有谬误，对许多学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定有遗漏，万望方家批评指正。[1]一、经典与传统：20世纪上半叶的华南农村社会史较早对华南农村进行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

2、家。他们当时虽然关注的是华南农村的现实问题，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华南农村社会的经典，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著名的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是较早进行华南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1933年，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调查结束后，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1934年由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1936年，陈翰笙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在纽约出版。[2]陈翰笙是比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

3、学者之一，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十分重视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地调查与研究，形成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中国农村研究学派”。葛学溥是最早研究华南农村的人类学者（DanielHarrisionKulp，又译为库珀），19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学生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写成了《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3]林耀华先生是研究华南宗族问题影响较大的另一位学者，[4]他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汉族家族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他的小说体裁的人类学

4、作品《金翼》影响深远。葛学溥和林耀华的著述成了很长时期内海内外学者了解中国宗族问题的基础读物之一，功能分析方法也成为宗族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综述二十世纪初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应该溯及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民俗研究及其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积极作用。1927年，顾颉刚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何思敬、钟敬文、容肇祖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开展学术活动。1928年傅斯年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三十到四十年代，华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局面。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岭南大学

5、的陈序经的积极推动下，广东的学者深入到华南农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广东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逐渐形成规模。历史学界较早涉及华南农村史的当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但比较系统的研究还应该从傅衣凌先生算起。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并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重视对民间三、历史人类学：视野、方法与制度20世纪50—80年代，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海外学者基本上无法进入大陆开展学术研究，香港和台湾也就成了海外学者了解大陆汉人社会的窗口和“实验场”。其中，以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影响最大

6、。弗里德曼注意到了广东、福建地区宗族和村落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了关于中国宗族的理论模型。弗氏认为，华南社会结构是以宗族和地方社会的结合为基础组织起来的。[1]几乎同时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德英（BarbaraichaelSzonyi）则以福州地区的五通神为例，对华琛的观点提出修正，指出正统化的神用到地方上面，不一定改变乡民对神的概念。[19]科大卫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20]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既是标准化神明信仰地方化的过程，也是地域社会在文化上进一步整合到大传统中的过程，两者相互渗透。[21]

7、陈春声重点研究了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以及三山国王信仰，他考察了宋代至清代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出现和流播的历史，指出这个历史过程和潮州地区农村社会逐步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个过程，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22]神明信仰也是地域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表达和象征。陈春声与陈文惠的研究表明，神祈信仰、神庙兴建、庙际关系等传统民间宗教活动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地域社会的性质、结构、内部关系和外部环境及其变迁。[23]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郑振满通过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神庙祭祀组

8、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制约，祭祀圈不仅仅是台湾汉族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