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 权威组织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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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感谢寇宗来先生对本文在模型和行文上的宝贵意见和张军教授、汪立鑫先生对本文早期版本的有益建议，及袁志刚教授的评价。E-mail:qufeng@fudan.edu.cn,feng_qu2002@yahoo.com,Tel:021-55074371——兼对经济转轨路径的评述冯曲（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内容提要：在一个转轨经济中，外部政治制度安排对企业产权的影响是前提性的，因此产权的特征不在状态性的安排，而在其实施过程。本文从乡镇企业起源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权威组织的描述，将政治权威变量引入企业的治理结构。本文论证了，在这样的权威组织中，乡镇企业早期的高效率与经营者低收入时的效用偏好有关；当“逼迫”效应超过权威所带来的负激励时，政治权威的存在具有“生产性”。这是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相对高效率的一个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这也是理解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效率下降，最后改制（民营化）的一条历史逻辑线。关键字：权威权威组织位势效率一、引言对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管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还是实证计量的结果（胡永泰等，1994；林青松，1995；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Zhengetal.，1998），总体上学者们都是持肯定的态度。而事实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中国的渐进增量改革区别于前苏东国家等转轨经济的重要特征。乡镇企业成了转轨经济研究的重要部分。对于乡镇企业的成功，特别是其特殊的集体产权制度，引起了学者的极大注意。WeitzmanandXu(1994)将这种有悖于传统产权理论的成功归因于乡村社区的传统合作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其视为对中国转轨经济特殊环境的有效反应（Oi，1992；Nee，1992；Naughton，1994；Walder，1995）。李稻葵（1995）、CheandQian（1998）发展了ChangandWang（1994）有关乡镇企业产权的观点，从灰市场、不安全产权的角度，给出了乡镇企业产权安排及其效率的解释。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乡镇企业的效率，对一些现实问题作出了成功的解释。就农村工业化本身而言，只是中国整个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事实上，不考虑传统社会的特质来理解乡镇企业的产权及其效率是不完整的。从中国的现实看，外部政治制度安排对企业产权的影响是前提性的。甚至“集体”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政府所有制。然而政府的作用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形下，基于个人的产权分析是必要的。政府所有制下，带有起源意义的经营者的行为往往是理解事实上的个人终身制、实际控制权、明目张胆的侵蚀企业资产的重要线索。在转轨经济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是一重要特征。局部的变化往往影响着整个利益格局，从而又反过来推动了原制度安排的变迁。静态的分析往往包含了动态的变化。故此，转轨经济中产权的特征不在状态性的安排，而在于如何实施。①关于乡镇企业理论的综述以及本文中论及的有关乡镇企业产权的许多看法参见冯曲（2000a）。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而在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全面滑坡到最后的改制，再一次给予人们反观乡镇企业本身与转轨经济相连的一些本质特征的机会，同时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在这一领域先前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产权实施的角度来理解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及其效率，它早期的成功与后期效率的下降都能在同一个框架下得到解释。我们认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中央集权体制向民间逐步释放的过程。政治上的权威是地方政府介入企业各种事物的原因。因此政治位势的差异可以看作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创办时产权初始界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政治权威是包括地方政府与企业这样一个复杂组织（后面称权威组织）的重要特征。本文从乡镇企业起源的角度，给出其集体产权实质的一个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治理结构及其效率。本文论证了政治权威在一定条件下对企业的效率具有正面的影响，政治权威的变化正是乡镇企业效率变化的一条内部的逻辑线。这是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并最终导致其改制的一个组织结构上的原因。本文以下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讨论权威对企业效率的作用，给出了权威及权威组织的含义；第三部分，从乡镇企业起源的角度，讨论了有关权威理论的框架；第四部分，建立一个权威理论的模型，论证了政治权威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生产性”，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给出了乡镇企业效率的解释；第五部分；对权威理论作扩展性的解释。二、权威、权威组织1、关于权威的含义科斯（1937）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比较了市场价格制度与企业内部制度的效率，从而给出了企业存在的根本性原因。在科斯看来，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只不过前者是以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来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关系完成的。权威是企业的特征（张维迎，1995，P12）。那么权威是什么？自科斯（1937）开创性工作之后的企业理论中，权威成了企业内部产权结构下、企业家以一种近乎指令的方式组织企业资源进行生产的一种组织、生产协作方式，目的是减少交易费用（相对于市场价格制度）。但各人的含义又有差别，如哈特和莫尔所指的权威在资产而非对人，费茨罗和穆勒则谈到了与物质资本所有权实现有关的“至高无上”的管理——监督权威，而道将权威看作决定生产多少的权力。张维迎在谈到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对科斯的批判时将权威视为薪水工人与企业的契约的结果。①上述参见张维迎（1995），P43的一系列尾注。这与诺思的观点较为一致。在诺思（P47注）看来，权威是指决策团体所包含的由决策结构所界定的一种契约。各人关于权威的共同点，是将权威看作企业的一种特征，与企业的所有权相联系。张维迎肯定了权威来自委托权（在股份公司形态下，委托权代表了所有权）。这一结果表明，权威是企业内部所有权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的劳动协作的一种方式，是由所有权衍生出的、重在实施的一种影响力。这一点在科斯（1937）（关于古典企业）的论述中得到了强调。他甚至将权威形容为主人（master）与仆人（servant）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家作为主人必须有权控制作为仆人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工人将劳动果实交给工厂就行了，否则就与市场中的契约者没区别了（Coase，1937，P404）。②张维迎（1995，P8）认为科斯没有区分权威（authority）与指挥（direction）。“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里‘指挥’与‘权威’一体化现象也许应该对那些忽视两者之间这两种差异的许多经济学家负责”。在这种权威下，工人（雇工）必然是丧失一定自由的。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讲，在有限的范围内，出卖（交换）的不是劳动果实、劳动本身，而是劳动力。或许科斯的比喻有点过头了，但表明了权威的本质特点，否则就与其作为市场制度替代物的逻辑不一致了。因此，企业内部的权威不同于交换关系，必是等级性的。2、权威组织科斯（1937）创造性的工作，不仅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一支，而且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经济组织的工具。经威廉姆森等人的工作，形成了对经济组织的研究框架：价格制度（自由交换）相对于市场，权威相对于等级制度（hierarchies），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效率（交易费用意义上的），形成不同的组合与替代（EcclesandWhite，1988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组织的经济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交易费用的节省。这是通过等级制度下的权威实现的。这一点在诺思的一个反证中得到了强调，“假如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企业组织没有使现实费用得到节约，那么我们肯定会看到非权威的组织形式有效地与企业竞争。既然美国经济史中存在着无数个乌托邦的、合作社式的和其他试验性的组织形式，我们就期望他们在与传统企业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然而她们没能如此，若对它们失败的原因作随意的检验，就会使人想到基本交易费用问题阻碍了众多非权威组织生存下来”（诺思，P41）。诺思将相对于企业的其它组织称之为非权威组织，突出了权威作为企业组织的重要特征。与市场价格制度比较而言，我们将通过权威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企业组织称之为权威组织。从上面看，权威组织是基于组织内部（经济上）非同等的位势而实行生产协作并达到一定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的精神也基于此，不过更侧重于政治方面的因素。三、权威理论的基本框架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并不等同于整个乡村社区共同投资、并委托经营者管理的情形。经营者在初创时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陈剑波（2000）认为乡镇企业初创的制度之谜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家人才的浮现及他们如何发现制度创新所蕴涵的潜在机会，二是在早期创办时生产要素是如何被顺利的组合起来的。这两条都与企业家（经营者）有关的。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短缺经济中，正是企业家发现了市场机会，并且将各种并不存在市场价值的要素组织起来，将市场机会变成了实际的利润。与其它要素相比，企业家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熊彼特将这类实现要素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P82），正是他们造就了经济的发展。而马歇尔将企业家的才能看作是一种“稀有能力”，理应获得剩余准租。因此，成功的创业给企业家（经营者）带来了对企业的巨大影响力，即实际上的控制和某种程度上的拥有，这似乎从来没受到过各方的质疑。至于乡村社区的其他成员，如果不与企业的初创有关的话，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即使曾向企业借过款，也由于大多数为非资本投入，过后偿还，也就不具有权利、义务的概念。对于部分公共积累出过力的，还有一种认同感。总之，由于总体上获得大于付出，尽管乡村社区成员有一种对企业的肯定的归属感，但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乡村社区全体具有法律上的所有者的地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名义界定，①1990年5月11日国务院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八规定：乡（镇）村集体企业的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或者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由乡或者村居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而不是基于起源意义的谈判的结果。而现实的政治制度背景下，乡村社区政府在政治位势上的优势，使其获得了实际上的所有权。正如ChangandWang（1994）所指出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社区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都来源于国家权力。基于以上分析，即一方面将乡镇企业的产权初始界定为乡村社区集体一方，另一方面企业的初始经营者又拥有较充分的实际控制权与剩余的处置权，我们可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看作政治界定之下、经营者影响明显的政府所有制。但乡村社区政府对企业的实际运营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也没有投资等行为。②许多学者在谈到乡村乡村社区政府的作用时常常提到其在筹资、投资方面的行为，以此肯定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性质。就这一点而言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乡村社区政府在乡镇企业初创时（在计划体制下），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只有在企业划归到乡村社区集体名下，这些企业的投资才被认为是集体的投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乡村社区政府从来都是政治组织，而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即使是有些地方后来成立的工业总公司，来实施政府的管理职能，但政府也并不直接进入，只是通过人事来影响。陈剑波（2000）强调了政府的“支持”，但仅是支持而已。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这一初始界定随着国家政策要求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以及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而得到强化。在苏南有些地方，一个企业的主要领导的组织、人事甚至是工资的管理都在社区政府。而且，随着原有企业的新投资、“母子分离”式的扩展，形成了一批乡镇企业，乡村社区政府逐渐获得了对部分企业（特别是新办企业）的人事任免权，而且也参与一些新企业创办的筹资的组织、担保工作。这样，乡村社区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但正因为乡村社区政府的作用并不像市场经济中的出资人一样，故在对企业的日常决策甚至投资行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这一情形伴随着企业经营者的更迭（除免职的其他原因，如进入政府，另去创办新的企业等等）、新企业的出现及乡村社区政府领导人的变更而最终定型，即乡村社区政府不直接介入企业的日常运行，以政治权威影响企业经营者（此时并非一定是企业的创办者）；经营者对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及剩余处置权。乡村社区政府获得名义上的剩余收入。在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乡镇企业创办初期政治环境、意识形态许可，并且有市场制度来衡量各要素的价值，则对于创办企业的经营者（至少是部分）而言，私人产权更有利。如果真如李稻葵（1995）、CheandQian（1998）所论证的那样，即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是乡村社区集体“生产效率”及经营者相对于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则按此逻辑在政府成本过大或经营者的效率较高的情形下一定会有私人产权的存在，而这与事实是相违背的。胡必亮、郑红亮（1996）引述了罗小朋在1990年的一项研究，即无锡县在八十年代中期县政府为防止小队、私人企业对乡、村两级企业的挑战，从行政、财务、工商注册等多方面对其进行打击。私人工业企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③即使是后来被称作个私经济模式的温州，私营企业（雇工8人以上的）也是饱受打压（李由，2000）。而允许存在的、统计反映的私人部分，多为小商业、手加工、餐饮服务。当然，不能否认经济上的有利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产权安排，如JinandQian（1998）按省份数据所得出的相关性。但在一个地区之内，政治因素对乡镇企业产权的界定往往是前提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苏南会出现整齐划一的集体产权的原因。这表明在乡镇企业的产权的初始界定中，政治的因素起了主导作用。或者说，政治的初始位势是乡镇企业产权界定的的外部条件，来自政治位势优势的政治权威是乡村社区政府介入企业、对经营者施以影响力的根源。这是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模式的实质。1、治理结构图：按如上对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分析，我们可将典型的集体产权的治理关系表达为如下图3.1:GAMGMMGmmm企业企业企业图1苏南模式图2私人产权-浙江模式图3强村模式在图1中，G为政治权威代表（后面定义），代表乡村社区政府，M为经营者，A表示G对M的一种政治权威（后面定义）影响力，m表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过程。图1表示了典型的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结构。乡村社区政府因政治位势的优势而获得了对经营者的权威。而经营者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以及政治上的晋升机会，而接受了这种政治权威。①可见乡村社区政府政治权威的实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的政治条件，即政治位势的差异；二是经营者对政治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一特点表明了这种权威组织结构是不稳定的，必将随着外部政治条件和其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影响力对企业的经营是间接的。图2表示乡村社区政府不能对企业的经营者施加权威，即经营者不受任何约束。这实际上是一种私人产权，也可用来表示所谓“带红帽”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的乡镇企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是外部的政治位势或政治影响力不够，也有可能是经营者的较强的私人产权意识。这类企业可能名义上还上交乡村社区集体少量年金，实际上不受乡村社区政府的影响。这可用来表示温州（浙江）模式。图3是企业（初创）经营者同是乡村社区政府领导人的情形，即G与M同一。从治理结构看，这种情形与图2模式相似，经营者的努力可以（在本乡村社区内从物质与非物质更宽泛的角度）得到回报，经营者的意图也可不受约束地迅速得以实现。与前者相比，这种复合型经营者还可利用其政治资源和调动本乡村社区内的资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这种情形由于法律的界定、乡村社区群众的参与方式及乡村社区领导人的集体价值观，而常被认为是集体社会主义的典范，如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但是基于企业的起源意义和乡村社区的政治特点决定了这种企业（乃至整个乡村社区）的治理方式必定是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潘劲，1999），即政治权威和个人权威的高度统一。从这三种情形看，后两种在治理效率上是有优势的，因为在集体产权下经营者在报酬方面是受到约束的，因而是激励不足的，在行为方式上会偏离利润最大化。但与图2模式相比，在政治支持（至少是免受打压）及资源的组织方面，集体产权是有利的。因此，总的看来图3模式是最有优势的。这是形成一些强大村级经济实体的经济上的原因。图3模式可称为“强村模式”。图3模式在乡村社区领导人（同是企业的经营者）因政治原因而变更（如升迁）的情况下，会向图1模式转变。2、权威、权威组织的再定义：从上面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起源、产权的初始界定及治理结构看，将其运作类比于市场经济中的股份制企业，即将乡村社区政府等同于股东或董事会、经营者等同于职业经理从而将乡村社区政府与经营者的关系看作委托代理关系是不妥的。事实上乡村社区政府与经营者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关系，乡村社区政府得以影响经营者而间接介入企业治理凭借的是政治位势优势下的政治权威②WeitzmanandXu（1994）在谈到乡镇企业乡村社区所有制时，认为在中文中无论是日常用语上还是法律文件中，都没有财产意义上的个人。最近的一个词是“村民”，而其在乡镇企业中的地位是按地域、居住权由乡村社区政府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是一种财产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关系。；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的委托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财产（经济上）关系，权威来自委托权（张维迎）。而委托权即所有权本质上是与资产用来生产什么、怎样使用以及和约中没有包括的情况下的决定权联系在一起的（GravelleandRees，P177）。而这却不是政治权威代表（后面定义）所关心的。正因为如此，两种权威的作用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后者代表的私人产权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斯多葛主义和罗马法观念（见马歇尔，附录一），这种产权结构导出的权威是一种誓约下的契约（顾准语），即权威仅在财产关系所定义的契约权利以内有效。而乡镇企业中外部政治条件导源的政治权威则是一种无退出（在一定条件下）的契约，政治权威的影响力是必须接受的。因此，两种治理结构所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下企业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委托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产生的激励问题；而乡镇企业中则更多的侧重于政治权威的维持与实施（后面可以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权威对保证企业的高效率有正面影响）。为区别于前面所讨论的权威和权威组织，此处我们给出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的政治权威和权威组织的定义。定义1：图1模式中集体产权下，乡村社区政府政治位势优势下的对于经营者的一种影响力，称为政治权威。将代表乡村社区政府具体实施这种政治权威的乡村社区政府领导人称为政治权威代表。定义2：图1模式中从治理（产权实施）角度包括政治权威代表和政治权威在内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称为权威组织。四、权威组织的效率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一）基本模型：就企业而言，经营者的努力是关键的因素。此处用经营者的努力衡量权威组织的效率。在图1模式中，乡村社区政府对经营者的政治权威来自其政治位势的优势，A是政治权威代表对经营者施加的一种影响力，可看作政治权威的体现，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权威本身。政治权威取决于外部政治条件、意识形态等制度环境，不随乡村社区领导人（政治权威代表）个人的因素而变化。而A则与政治权威代表自身的能力、偏好、价值取向有关，长期而言则由外部政治条件决定。政治权威代表G如同一位得到授权（政治权威）的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适当顾及一定乡村社区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A是其一个手段；而当授权发生变化时，其行为也将随之变化。乡村社区政府的作用是被动的，体现在G对企业生产没有直接的贡献，①此处，政治权威影响力A不进入企业的收入函数Y中，即政府的努力对企业无生产性作用。这是本文与李稻葵（1995）、CheandQian（1998）在假设和建模上根本性的区别。而只对愿意接受政治权威的经营者施加影响A。对G：对G而言，其效用有二块：闲暇、收益。收益YG包括G凭借政治权威影响力A从企业获得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心理满足等非物质收益。这是乡村社区政府拥有企业名义所有权的体现。显然YG与企业的收入Y有关，而这依赖于经营者M的努力和才能有关，即，。而政治权威影响力A需要政治权威代表G付出一定的努力，即，其中P表示外部政治条件。假设1：1）2）、分别为政治权威代表的能力、努力。假设表明，f，YG，Y满足凹性条件。由假设1的1），f关于tG单调递增，则有，为方便起见仍记为，这样就将原来的最优化问题转化为：A>0，gi>0,g1+g2=1。gi表效用的偏好。一阶条件：（1）满足凹性条件，则其反函数满足凸性条件，由假设1，二阶条件在处一定成立。对经营者M：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0，，表示经营者的效用偏好。表示经营者M在政治权威下、通过努力所获得的物质收益，以及对政治权威的接受所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如社会地位、政治上的提升机会等。显然，与影响力A、经营者的能力、努力有关，即。由前述集体产权的特征及现实情况，与、正相关，与A负相关。我们有：假设2：一阶条件：（2）由假设2，二阶条件在=处成立。将（1）、（2）式写成隐函数的形式：（3）（4）我们把满足（3）、（4）式的（）称为一组纳什均衡解。这是权威组织（即政治权威下的企业）的均衡解。（二）比较静态分析：为了简单起见，将上述模型适当简化：1、在中令：，，为企业收入，并标准化参数。代入式（1）得：（5）2、在中令：，即经营者的收入可分为二个部分：前者为受政治权威控制的绩效收入，与其努力和能力正相关，与A负相关，这一部分常可看作显性收入；后一项表示与其努力无关、因其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所获得的收入，与A负相关，表明政府的权威越大，经营者不劳而获的可能性越小，这一部分常可看作隐性收入。。代入（2）式得：（6）同时满足（5）、（6）式（）为权威组织的一组纳什均衡解。3、对模型作进一步简化。现实中，在本文描述的产权形式即起源意义上的基于个人分析的权威组织中，政府常常无法直接从企业中获得作为所有者的收入，而是通过统筹基金或与销售额成一定比例的年金的形式获取。故令，则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即政治权威代表所获的物质收益与企业的收入成正比。故有：（7）（8）由此，我们可得：命题1：当权威对的控制权收益较权威对绩效收益更富有弹性，即时，政治权威在保证经营者努力工作具有正面的影响，即权威组织是有效率的。证明：，由（8）式，对A求导，得：（9）上式第二个等号利用了弹性的定义，第三个等号利用了弹性为负的性质。故上述导数值的正负由括号部分决定。证毕。从（9）式看，政治权威对经营者努力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正，表示权威的增加限制了经营者控制权收益（不劳而获或），“逼迫”他们努力工作；第二部分为负，表示权威的增加将降低经营者绩效努力，换言之，放权（即权威的下降）将带来“激励效应”。因此命题一表明，当政治权威对经营者的“逼迫”效应超过了权威的增加所带来的负激励时，政治权威的存在具有“生产性”。在乡镇企业早期，经营者较多的通过绩效努力而非控制权获取收益，这是当时的外部政治条件、意识形态等制度环境的结果。而从现实中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后期，基于乡镇企业起源意义上的集体产权的特点，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非常大，经营者常常可以通过控制权收益（隐性收入或腐败）获得大量财富，“不劳而获”的现象普遍存在。故在外部条件变化而导致的政治权威减弱后，“不劳而获”的负面影响常常超过了前者“放权”的激励效应，经营者的努力不断下降，企业效率不断降低。假设3：在转轨经济中，政治权威是不断下降的。这似乎是所有转轨经济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政府的职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政府的权威在不断让位于市场、民间及个人。故结合命题一，我们有如下推论。推论1：外部政治位势的变化和政治权威的降低导致了经营者努力程度大幅下降，从而造成了权威组织效率的降低。证明：，由假设1，命题一及假设3，左边导数值为负。证毕。这表明了这个权威组织是不稳定的。（交易意义上的）产权因素在后期的作用是重要的。一个假说：权威组织效率的下降是推动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变迁（即改制）的一个组织结构角度的历史逻辑线。命题2：(1)从治理结构角度，集体产权的经营效率不及私人产权。(2)在经营者对收入的偏好很大时，集体产权可以取得与私人产权相近的效率。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证明：(1)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如果将企业经营者的努力视为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因素，则当时，，即经营者的全部收入依赖于其努力，也即在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中可与A分离。这与私人产权情形下经营者的努力完全相同，大于。(2)从（8）式看，如果相对于很大，则可以取得与相近的值。证毕。从治理结构看，集体制乡镇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于私人企业，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如在（改革初期）人们收入很低的时候，对物质收入的偏好远大于对闲暇的偏好，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接近私人产权的情形。这是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包括国有企业）在早期能取得较高效率的重要原因。如果加上在短缺的产品市场中，对资源获取上的优势及少受政治上的压制，其出色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Svejnar1990年的一项对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实证结果表明私人企业与乡镇企业在生产上具有类似的效应（WeitzmanandXu，1994），此处我们给出了一个组织结构上的解释。另外，从式（7）、（8）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明显的结论：命题3：（1）政治权威代表的能力越强，其政治权威影响力越大；（2）政治权威代表对物质收入（包括除闲暇外的非物质收入）的偏好越高，则其政治权威影响力越大；反之，其对闲暇的偏好越大，则其政治权威影响力越小；从命题1看，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代表对经营者会有不同的影响力，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乡村社区集体与企业的关系，或者说不同的治理状况。命题4：（1）对政治收益和物质收入的偏好越高，经营者越努力；相反，其对闲暇的偏好越高，则努力程度越低；（2）经营者能力越强，努力程度越高；由命题3、命题4可得如下推论：推论2：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代表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的影响。这是各企业效率差异的组织结构上原因。五、权威理论的扩展性解释从前面的论证看，当“逼迫”效应超过了权威的存在给经营者所带来的负激励时，政治权威的存在具有“生产性”。这是早期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效率较高的组织结构上的原因。在科斯（1937）意义下的权威组织中，相对于市场制度有优势（交易费用角度）的权威是企业（组织结构上）的合理性所在。此处，在我们的权威组织中，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政治权威在促使经营者寻找市场机会、努力工作具有正面影响。这是我们所定义的权威组织的合理之处。然而，相对于前一种权威组织而言，后者是不稳定的。事实上，后者的合理性是相对于经济转轨而言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市场制度的发展，使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仅在政治权威代表本身在施加影响力的合理性、可实施性方面受到质疑，而且在经营者（包括乡村社区民众）对政治权威的接受、认可发生了变化。这最终导致了权威组织效率的变化。事实上，从产权的角度看，乡镇企业起源意义上的两权分离源自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意识形态等制度环境。乡村社区政府在政治初始位势的优势，使其有机会（代表乡村社区全体）拥有企业的名义所有权，即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两权分离的根源并非市场经济中企业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是政治权威。这是造成集体产权乡镇企业在政治权威下降后经营绩效逐渐恶化的一个组织结构上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苏南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变迁及最后的改制（民营化）是极有意义的。相对于图1集体产权模式而言，图2私人模式、图3强村模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使得后两种产权模式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出现整体性的滑坡时仍能保持较高的效率。而事实上，改制（民营化）的方向正是在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的对原有模式的一种修正。这正是转轨经济内在的特点。图3强村模式在组织资源、经营效率方面的优势，使其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这又为其获得更大的（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政治支持，以及乡村社区民众对其实绩、能力的认可，而使其个人权威有进一步的增长。这是“强村”区别于一般的集体企业而仍能保持较高效率的一个原因。不过，有理由相信，随着个人因素的变化（潘劲，1999）、继承等问题的出现，在权威发生变化后，由于企业共有财产缺乏清晰的界定，强村模式内在的隐患将会爆发。裴小林（1999）将集体土地所有制视为中国乡村工业起源、发展的根源，并从这一制度背景论证了中国的渐进转轨之所以不同于前苏东国家的转轨形式。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渐进转轨的根源不仅在集体土地所有制，而且包括相对不变的制度环境（此处我们将政治权威视作一种因素）。改革开放给了农民自由交易的机会，将市场经济的一轨导向了中国农村，但是政治权威作为一项制度基础却没有变，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这直接的后果是集体产权的出现，在适当保护发现市场机会的经营者的利益的同时，对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行了资源的再配置，①WooandSachs（1997）认为中国、越南相对于前苏东国家转轨成功的一个因素，是中国、越南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后进入了轻工业。而转轨本身的一个内容是从偏向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后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并且保持了企业相对较高的效率。这与前苏东国家在采用“休克疗法”（私有化是其中一项内容）后地下经济发达、企业经营高风险，导致经济急剧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转轨过程中，较低的收入水平是不足以支撑需要更高费用的市场制度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有体制在维持经济的有效运转是必要的。麦克米伦和诺顿对前苏东国家休克疗法的一个批评就是计划的丧失（WangandChang，1998）。故此，政治权威对于转轨的顺利进行、减少经济动荡是必要的。然而就转轨本身而言，政治权威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转轨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威的下降，集体产权的企业效率下降，再实行改制（民营化），即等到市场经济的框架逐渐形成后，再将政治权威的扶助器拆除，将一个完全的市场体制还给市场主体。前者可以看作从计划到准市场的第一次变迁，后者是从准市场到市场的第二次变迁。结合制度环境的变化，二次变迁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这是渐进转轨的含义。参考文献：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张维迎，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张维迎，1996a：《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张维迎，1996b：“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第9期。张维迎，马捷，1999：“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第6期。李稻葵，1995：“转轨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第4期。裴小林，1999：“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经济研究》第6期。陈剑波，2000：“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中国乡镇企业的财产形成与控制”，《经济研究》第1期。胡必亮、郑红亮，1996，《中国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胡永泰、海闻、金毅彪，1994：“中国企业改革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功”，《经济研究》第6期。林青松，1995：“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经济研究》第12期。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八版）中译本，1965年，商务印书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何畏等译，1991年，商务印书馆。李由，2000：“为个私经济撑起一片蓝天——透视《个人独自企业法》”，《中国改革》第2期。潘劲，1999：“经济强村研究：成因、问题与前景”，《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冯曲，2000a：“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渐进转轨之义”，《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冯曲，2000b：“从资金筹集机制看乡镇企业改制：制度变迁动力学的一个案例”，《改革》第5期。张军，冯曲，2000：“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第8期。RonaldCoase,1937:”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4,386-405.RobertEcclesandHarrisonWhite,1988:”PriceandAuthorityinInter-ProfitCenterTransaction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94,Supplement17-51.ChunchangandYijiangWang,1994:”Thenatureofthetownship-villageenterprise”,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9,434-452.HughGravelleandRayRees,Microeconomics(Secondedition),1992,Longman.WingThyeWoo,StephenParker,JefferySachs(ed.)Economicsintransition:ComparingAsiaandEurope,TheMITPress,1997.JiahuaCheandYingyiQian,1998:”Insurepropertyrightsandgovernmentownershipoffirm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3(2),467-496.HehuiJinandYingyiQian:”Publicversusprivateownershipoffirms:evidencefromruralChin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ugust.BarryNaughton,1994:”Chineseinstitutionalinnovativeandprivatizationfrombelow”,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4,No.2.VictorNee,1992:”Organizationaldynamicsofmarket:hybridforms,propertyrights,andmixedeconomyinChina,”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37,No.1.JeanOi,1992:”FiscalreformandtheeconomicfoundationsoflocalstatecorporatisminChina”,WorldPolitics,vol.45,No.1.ScottRozelleandRichardBoisvert,1994:”QuantifyingChineseVillageleaders’MultipleObjectiv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8,25-45.YijiangWangandChunChang,1998:”Economictransitionunder:asemifederalistgovernment:theexperienceofChina”,ChinaEconomicReview,vol.9(1),1-23.MartinWeitzmanandChenggangXu,1994:”Chinesetownship-villageenterprisesasvaguelydefinedcooperativ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8,121-145.JinhaiZheng,XiaoxuanLiu,andArneBigsten,1998:”Ownershipstructureanddeterminantsoftechnicalefficiency:anapplicationofDataEnvelopmentAnalysistoChineseenterprises(1986-1990)”,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6,465-484.AndrewWalder,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JournalofSociology,vol.101,No.2,263-301.12 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Authority,AuthoritativeOrganizationandEfficiencyAbstract:Intransitioncountriesfromcentrallyplannedeconomytomarketeconomy,thepoliticalsystemoutsidealwaysgreatlyinfluencestheenforcementofthepropertyrightsofthefirms.Sotheactualoperationismoreimportantthanthenominalarrangementofthepropertyrights.FromthepointviewoftheoriginoftheTVEs(the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wegiveadescriptionofanauthoritativeorganization,andthefactorofthepoliticalauthorityhasalsobeenintroducedintothegovernancestructureoftheTVEs.WearguethatthehighefficiencyoftheTVEsintheirearlystagemaybeassociatedwiththeutilitypreference(i.ethelowlevelofincome)ofthemanagers,andconditionallythepoliticalauthoritywill“force”themtoworkhardandtheircorruptiveactionsarerestricted.Onthecontrast,wecanalsoregarditasthemainreasonwhytheefficiencyofthecollectivepropertyrightsoftheTVEswoulddecrease,accompanyingtheweakeningoftheauthority.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800号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00433电话：021-55074371E-mail：qufeng@fudan.edu.cn,feng_qu2002@yahoo.co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