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民自治的制度起源、发展及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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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村民自治的制度起源、发展及内在逻辑.L.编辑。　　三、传统村民自治民主实践模式：“代议民主论”　　笔者从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中读出了传统村民自治的“组织法”特征及其内在逻辑。传统村民自治的内在逻辑是“为了国家”和“消极目的观”，这必然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上导向一种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民主论”。村民自治从直接民主原则逐步走向一种“代议民主论”，这确实是值得理论研究者特别重视的问题。然而，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还是法学的研究者，都少有对于这一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质疑与细致解剖，而是不加反思地接受立法者的思维步骤进行“理论跟进”，而立法者的思维又受到到处进行的地方

2、“制度创新”经验的影响，并且特别关注新的制度创新在稳定农村秩序方面的功利效果。立法者接受实践的经验直觉，理论研究者接受立法者布置的“工作任务”，关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概念在原理上的思考非常少见。在此意义上，笔者觉得中国的学术机制并没有能够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理想图景”的独立而整全的思考与论证，这多少与学术本身首先没有“自治”有关。　　中国村民自治的“代议民主论”就是在立法者的实践理性与学者们的学术“跟进”下的一个结果，其基本内容为：村民自治模仿国家民主的范型，以村委会选举及管理为中心，后期转向重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从而完成对于村民自治中的管理机构（执行机构）和代

3、议机构的制度建构；村民代表会议实际上可以“置换”村民会议[25]；司法已经完全国家化，因此没有必要在村民自治中建立司法系统，人民调解功能被村委会吸收，它更多地属于一种行政调解而非司法调解。那么，对于以村民会议为主要载体的直接民主原则，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实践者以及立法者的解释一般为——村民会议召集难，效率低；理论家的解释有相当一部分不加反思地接受实践者及立法者的解释，也有一部分在理论上作出回应，如王禹认为“所谓民主自治原则主要是指直接民主。”“村民自治中的民主自治原则也包括间接民主原则”[26]，这种以法条为基础的文义解释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里的问题，即没有在原

4、理上指明村民自治中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到底何者为原则，何者为例外以及这种原则区分在制度安排与程序保障上到底具有何种规范意义。这样的理论认识无法解释比如“并村联组”本身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评价问题——按照现有的理论认知，村子大了有何关系，反正我们可以选出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可开可不开。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关于村民自治中的直接民主原则的独立论证，而不是简单地迁就实践者和立法者，我们就可以提出富有价值的批评意见：“并村联组”这样的行政化管理给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制造时空困难，因而违背了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应当加以控制或纠正，确有联合需要的可以通过村

5、庄独立谈判完成——这才是村民自治。　　四、结语　　本来在原理上，直接民主是村民自治的灵魂，也是村民自治的最大特色和最有可能作出制度贡献的地方，但由于缺乏原理性的认识和论证，整个村民自治的实践在告别“直接民主”，走向“代议民主”。村民自治是我国直接民主的最后落脚点，现在来看，它已经逐渐接近日落的地平线。笔者理解立法者及理论研究者对“直接民主”的忌讳心理，“直接民主”在现代民主发展史上也确实没有留下多少好的名声，并且在民族国家层次的民主方案竞争中整体性地让位给代议民主。但事实上一个共和国并非只能有一种共和方案——代议民主，它还可以在最基层的微观民主中以自治构造直接民

6、主的原则体系。村民自治本来可以有这样的实践机遇和前景，但现在却可能整体性地丧失。　　1987年的试行法还仅仅是确认了村委会的管理机构地位，在原则上明确坚持直接民主原则，立法者也明确表达了对直接民主原则的支持。但到了1998年，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正式确立，再加上村庄规划中的行政化思维，导致村民会议的直接民主形式最终被“边缘化”[27]。　　“代议民主论”逻辑下，我们可以看到从实践者、立法者到理论研究者的作业重点——以选举为中心，选举对象为村委会委员和村民代表；在议事规则上重视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的直接民主权利在实际中仅剩余直接选举的权利[28]。这样，我们看到

7、的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与理论形态在“代议民主”的载体上已经高度同构，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仍然维持着。[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