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行刑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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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执行（简称行刑），是国家专门机关将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付诸实施的法律活动。刑事执行是刑事法运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刑事执行权（简称行刑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刑罚效益能否得到最优实现。然而，我国现行的行刑权架构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亟需加以改进和完善。当前，我国正在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并将刑事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作为一个基本内容。作为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行刑权的合理配置与科学重构，应当成为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题中应有之意。一、我国刑事执行权的配置现状及缺陷分析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有

2、关规定，监狱、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都担负着刑事执行的职能。监狱负责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执行；人民法院负责死刑立即执行、没收财产和罚金的执行；公安机关负责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以及缓刑、假释的监督考察。此外，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执行活动依法进行监督。这一刑事执行体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缺陷日益显现出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行刑权的过度分散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行刑权。行刑权主体的过度分散，不利于行刑机关权威的树立，也不利于行刑权的有效行使和行刑效益的最大发挥。另外，人民

3、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同时行使一定的刑事执行权，不符合权力制衡的现代法治原则，也与法院的相对中立地位不相协调。在民事法领域，鉴于“执行难”与日趋严重的执行腐败现象，将民事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呼声颇高。笔者认为，在刑事领域，亦有必要实行“审执分离”，取消法院的刑事执行权，这样不仅可以使刑事权力的架构更趋合理，还可以消除“审执不分”带来的某些弊端。例如，在目前体制下，法院享有财产刑的执行权，一些刑事法官在决定缓刑的适用时，往往与被告人能否缴纳罚金相挂钩，这显然违背了缓刑适用的条件和宗旨。（二）行刑权的非均衡性国家刑罚权包括制刑

4、权、求刑权、量刑权及行刑权，这四大部分相互依存，同等重要。但就我国现状而言，行刑权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受到充分关注。难以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等形成有效的制衡和协作关系。在我国，监禁刑是适用最为普遍的刑种，但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犯罪人被判刑入狱，就意味着正义的实现，很少有人关注大墙背后的行刑状况。至于管制、缓刑等开放性刑罚措施，由于立法设计不完善、执行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长期以来存在执行效果不佳的问题，甚至于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直到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试点的启动，这种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页脚---刑罚

5、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刑的效能。如果刑罚执行不力，即使是公正的量刑判决，也难以实现预期的刑罚效益；同时，在刑罚的设定和裁量时全然不考虑行刑效果问题，势必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现实的刑事法运作，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向运作模式，即犯罪态势制约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制约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制约刑事执行；作为刑事法运作最后环节，刑事执行处于消极和从属的地位，难以对其他环节发生影响和作用。储槐植教授基于刑事一体化理念，指出健全的刑事法运作机制应是双向制约关系，我国目前这种单向制约的机制是有缺陷的。[1]欲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新认识并着力提升行

6、刑权的地位，适当强化行刑权对量刑权等的反向制约作用。由此出发，法官在刑事裁决中确定刑种和行刑方式时，不仅应当考虑行为人已然的罪行，也应当考虑其人格状和再社会化问题，甚至应适当考虑监狱的容量问题。（注：监狱的容量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法官在量刑时，有必要适度考虑这一因素，以合理调整刑种与执行方式的选择。例如，如果出现判刑人数激增、监狱拥挤的现象，则应适当增大缓刑、罚金等非监禁措施的适用比例。在一些国家，建立了行刑机关与法院的沟通与互动机制，由监狱定期通报在押人数与矫正状况以及监狱的剩余床位等，供法官在量刑时考虑。如果一定时期内犯罪

7、人数激增，法官会有意扩大非监禁刑罚措施的适用量，对那些罪行较轻、人身危险不大的罪犯，更多地判处罚金、缓刑、社区服务、在家监禁（电子监控）等措施，还可以通过假释、赦免等方式将已经服刑一定期限的罪犯提前释放，以避免或缓解监狱人口爆满的现象。但在我国刑事实践中，缺乏量刑权与行刑权的这种互动机制，我国目前也面临一定的监狱拥挤现象，同此不无关系，而监狱拥挤必然影响到行刑与矫正的质量。这一问题在“严打”期间更为突出。）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还实行了由社区矫正官员向法官提交量刑人格调查报告的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刑事裁判同刑事执

8、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也有些地方进行了类似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量刑的规范化和合理化。在未来的刑法及刑诉法再修改中，可考虑将此种做法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三）非监禁刑的执行缺乏专门化和专业性我国目前尚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执行系统，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