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论学问

《梁慧星论学问》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梁慧星：学问人生与人生的学问易：按照过去的一种说法，这种政治就是所谓的“秘书政治”吧。　　梁：既然领导人已经有了“秘书”，那我们就不用再去做“秘书”了嘛。国家之所以需要法学者，就是需要法学者有独立的立场。如果他们“秘书”揣摩领导人的意图，而学者又揣摩他们“秘书”的意图，最终就背离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从我做学问以来，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学者，一定要说真话，不能去揣摩;研究出来的立法建议，结论是什么，理由是什么，都一一讲清楚。关于民法典的制定，现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把几部现行法律“汇编”在一起，我相信，每一个学民法的人都是不赞同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法典是拼凑的!每一

2、个民法学者都知道法律的逻辑性是何等的重要。有许多学者保持沉默，也是用沉默表示自己的立场。学术的立场、科学的立场是和国家根本利益相一致的;而非学术的立场，如“迎合”、“揣摩”，这样做出来的是假学术，是违背国家根本利益的，它将给国家带来灾难。　　易：我到法学所做博士后研究以来，经常听到大家有一种说法，说您是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您觉得自己选择学问人生的道路是否符合您的心性?　　梁：我自认做学问是符合自己的心性的。大学毕业在工厂呆了10年。在这10年中，做工会宣传干事，给工厂广播站写广播稿，办墙报，带工人打球，组织宣传队演出，主要就是这些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是文字工作。我自己对自

3、己也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同书本打交道符合自己的性情;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领导(——当时的工厂领导级别较低，大概属于科级吧!)打交道，不是我的长处。不过，和工厂的普通工人打交道，我还是很好的，普通工人对我都不错。于是，我判断自己不适合官场。在工厂时，曾经有个支部书记比较赏识我，提议让我当个工会副主席，一个小厂的工会副主席。这个建议，在厂领导班子会上没有通过。我已经知道，我的性格和志趣不适合官场。在我考研究生之前，曾经有个机会去省检察院工作，后来考上研究生，也就没有去了。如果去了的话，也可能只是在研究室工作，至多担任个研究室主任什么的。　　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法学界就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学者了。

4、　　梁：到了社科院法学所以后，我就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当时一些人下海，一些人当律师，而且做得很好。我也有过当法官的机会，或者当一个庭长什么的。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学问。当时自己的年龄也不允许再换来换去了。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34岁了，同20多岁的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充满着幻想。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又在工厂工作了10年，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平常总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很少听人说要认识自己，其实首先是要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并不比认识世界容易。比方说，大诗人李白，长处是作诗，李白斗酒诗百篇，号称“诗仙”。但李白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只是写诗的料

5、，他始终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以治国平天下。李白至死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这是不了解自己。可见，一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是何等不容易!所以，我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你们自己可以问问自己，是和书本打交道有兴趣还是和人打交道有兴趣，然后判断自己适合于从政或者适合于做学术，这叫“知己”。　　第二部分中国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易：在谢怀栻先生不幸逝世以后，我曾经听您谈到过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民法传统。您说，这个传统基本上是由谢先生的风格一脉相承而传承下来的。而且，在您的自选集序言中，您也说到，在治学方法和研究风格上受到谢怀栻先生的影响较大。您是否能够谈谈法学所的民法研究传统，或者说从

6、谢先生到您的这种研究风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风格呢?　　梁：对法学所民法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风格，我还真没考虑过。我于1978年读研究生到法学所，当时的导师是王家福先生。我真正进入这个集体，是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所。法学研究所从1958年建成到1966年，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停顿，说当时就形成了一种什么风格或传统，是有疑问的。　　其实，我在1981年前已经参与了民法室的工作。当时，王家福先生组织撰写《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这本书是民法室的第一部著作，出得比较早，是在1982年底出版的。据说社科院领导都看这本书。我那时在读研究生，参与了该书统稿。这本书主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重

7、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主旨，现在的许多思想，在上面已经有初步的表述。第二本书是1986年出版的《合同法》，第三本书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这本书当时的学术性还看不出来，这是国家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初期的一些思想、一些建议，提出重视法律的作用，重视民法手段和经济法手段的作用，提出初步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构想等，还不好说有多少学术性。但是到了《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