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书法文献辨伪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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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清(杭州师范学院下沙校区图书馆,杭州310036)20世纪中国书法文献辨伪综论[关键词]20世纪;中国书法文献;辨伪[摘要]书法文献辨伪是书法文献学的分支内容,自古以来虽有不少书家、学者就具体书论篇章的真伪和年代作出考辨,但对于书法文献辨伪的系统梳理仍显匮乏。本文试图对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书法文献辨伪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和特点等加以论述,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法文献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并为今后书法文献学的建构打下基础。[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8214(2007)02-0120-03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专科文献学的依次建构成

2、为新时期文献学发展的表征之一,如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音乐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等,各有专著出版[1,2],但美术(包括绘画、书法、篆刻等)文献学的发展相对滞后,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尤其是像书法学这样晚起的学科,①相比于其他文史、艺术类学科,文献基础工作更显薄弱。书法文献辨伪是书法文献学的分支内容,自古以来虽有不少书家、学者已就具体书论篇章的真伪和年代作出考辨,但对于书法文献辨伪的系统梳理和宏观研究仍显匮乏。本文试图对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书法文献辨伪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和特点等加以论述,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法文献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并为今后书法文献学的建构打下基础

3、。120世纪前半期的书法文献辨伪20世纪前叶,有两位学者的古代书法文献辨伪应受到重视:一位是30年代余绍宋的辨伪(集中体现于其编著的《书画书录解题》第九卷),另一位是40年代末唐耕余围绕《笔阵图》所作的考辨。他们既继承了传统文献学、辨伪学的方法,又积极吸纳了新的学术观念和思维方式,为消除陈见旧说,重新整理书法文献开辟了一条通道。1.130年代余绍宋的书法文献辨伪《书画书录解题》是有关中国古代书画文献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共10卷,其中第九卷“伪托”即集中了余氏的书法文献辨伪成果。“伪托”下分“书部、画部、书画部、别见”四小类,共列出疑为伪托的著述56种,其中书法类的约

4、有30种。从辨伪的数量、规模上来看,余绍宋可谓专门就书法伪书作出集中整理和辨驳的第一人。并且,与前人辨伪不同的是,余绍宋对于“书法”文献的特殊性,书法伪著的自身特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揭示,其概括为:“技术之书本多依托”,“言笔法之书,伪者独多”。[3]余氏对“言笔法之书”的疑辨与其对“学理”和“史法”的提倡有着直接关联。该书《序例》中云:“故欲明斯学著作渊源,以求学理进展之迹,舍以学理分类之外,其道末由。”余氏认为:著述绝不可拼凑杂汇,需体现出学理性。又,余氏对于诸多画史著述,惟推崇“条理秩然、史法谨严”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郑昶《中国画学全史》,至于书法史著,他则

5、认为“尚无作通史者”。余氏是将“重学理、史法之书”与古代“言笔法之书”作为正反两端来看待的,后者乃拼凑抄撮而成,内容繁杂零碎,且多笔法神授之说,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这显然不符合余氏对书法史著的要求。余绍宋对书法史著的检讨和文献辨伪,与梁启超的观念有诸多契合之处。②20世纪20年代末,余、梁二人交往颇多,梁启超侄子梁廷灿为《书画书录解题》所写跋文中提到:“曩侍先叔任公先生读书时,听称道先生著述精思独辟,不喜蹈袭前人,尤以所创序例可为后世法。丁卯夏,先生移居津沽,与先叔朝夕过从,纵谈学问,间及当世事先生擅精书画,故平昔搜罗言书画之书极富,而其学深于史,于七录七略之流别,无

6、不贯通。全书以视近世谈目录学者专言板本题识某钞本某藏本、于书之内容茫然、且自诩为目录学专家,殆不可同日语耳。”丁卯,即1927年。该年7月,余氏侨居天津友人郭芸夫家,与梁启超饮冰室相毗邻。10月,余氏离津抵沪。次年3月,再返天津,仍住郭芸夫家,直至7月始南归杭州。在此期间,两人交往密切。任公正从事《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余氏则在草创《中国美术史》和撰写《书画书录解题》。为考查书画、书籍之存失,余氏曾在饮冰室查检目录书籍百余种。③[4]124因此,梁启超不仅为《解题》的编撰提供了重要的书籍资料,更很可能对余绍宋的编撰思想以及辨伪等产生重要影响,或者说,此书正是余、梁二

7、人学术观念默契相合的一个表征。此外,20年代兴起的以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①“书法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被提出,至90年代初,其理论研究和学科架构才得以展开。参见:陈振濂.〈书法学〉后记[M]//书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1471-1476.②梁启超于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指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20年代又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再次集中反思旧史学观念,探讨新方法。此外,梁启超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比如古籍辨伪方面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