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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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内容提要】以金庸、梁羽生和古龙为代表的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用富有现代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化文本弥补了“五四”以来大陆主流雅文学单线发展的缺憾，维持了文学生态的平衡。80年代中期以降的“后金庸”时代，武侠作品则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文化工业”的复制性和后现代的平面化、娱乐化特点。武侠小说的发展，关键在于作者的观念转换、文化超越以及文体开放。（一）“后金庸”时代是相对于金庸时代而言的，它们之间具有难以切割的血脉关系。前者潜存的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就直接渊薮于后者，从它那里找到解释。因此，我们的探讨有必要从这里开始。说到金庸时代，不妨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南向

2、（皑然）北赵（焕亭）”并驰，后又有“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称雄，还有被后世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朱贞木等。然而，真正开时代风云之先，具有标志性、实质性成就的作品当数1954年一炮走红的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1952年，白鹤派掌门陈克大与太极派掌门吴公仪在澳门新花园摆擂台一决高下，尽管整个过程前后不过三分钟，传媒却大肆渲染，激起了公众心中潜伏着的“武侠幻想”。《新晚报》的总编辑罗芋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阅读期待”，决定邀请梁羽生为该报撰写连载的武侠小说，于是被公认为“新武侠开山之作”的《龙虎斗京华》便应运而生，并由此揭开了武侠小说至80年代的鼎盛局面的序幕

3、。从此，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戏唱得红红火火，遍布全球的华语世界，成为汉语写作的一大奇观。在这三十年间，武侠小说数量众多，爆热于港台各传媒，其中虽有不少思想浅薄、艺术趣味低劣的庸俗粗滥之作，但却也涌现了一些文学和思想价值均颇为可观的作品，有的还被改编成影视，刺激了颇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功夫片”的创作。至今人们还在阅读、反复谈论的现代武侠经典几乎全都产生于此时，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大名也随之享誉海内外。尤其是60年代，新武侠小说的热潮更是达到了顶峰。据作家萧逸回忆:当时港台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可能有四百人左右，除金庸、梁羽生、古龙外，还有林梦、高峰、风雨楼主、倪匡等;同时各大报刊一

4、改过去拒登的态度，每天连载武侠小说招揽读者，金庸、梁羽生的作品更是同时在跨地区十几家报纸杂志刊登;出版社也大量出版武侠作品，还有两本武侠小说的专刊《武侠世界》（由环球出版社1958年创办，维持到现在，已有四十余年）和《武侠与历史》（由金庸1961年创办，至1976年停刊，共出版了758期）。以“盛况空前，经久不衰”这几个字来概括那个时期的武侠小说，丝毫不为过。在金庸时代，武侠小说的情况当然极其复杂，无法于此备述。但作为继晚唐之后武侠小说的第二次高潮，它在充分发挥通俗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同时，又融入传统的人文内涵，显现出作者意欲超越旧武侠模式，努力创造既符合现代大众口味又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乌托

5、邦神话的良苦用心。这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使之从较低浅粗鄙的地摊文学上升到具有一定艺术文化品格的大众艺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中国文化在新学进入的百年激荡后要求进行文化改造的自觉。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有两条线索:占据中心地位的“雅文学”与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边缘叙事即“俗文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两种文学呈“双峰并立”之势，仅“旧派武侠小说”便大约有一百七十多名作者，六百八十多部作品①。然而此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禁忌，武侠小说在海峡两岸趋于缄默:大陆将武侠小说视为毒草，一举斩草除根;而台湾对武侠小说也毫不容情，多次以“暴雨专案”的形式予以全面取缔。而50

6、年代以来的香港新武侠小说是大陆大众通俗文学的“香火”在海外的延续，它以极具生命力的创作实践，弥补了“五四”以来主流雅文学单线发展的缺憾，向我们阐扬了边缘叙事的合法性，使备受贬抑乃至一举被斩断的俗文学源流重新得以彰显，维持了文学生态的平衡和良性发展;同时，它还继承、发扬了传统文化中自《庄子》、屈赋、《山海经》、《西游记》、《聊斋》以来的浪漫想象传统，使这一长期以来被忽略乃至被遗弃的资源得到了保留与发展。当然，这样说是非常笼统的。其实同样是金庸时代，武侠小说也因时因人而异，在不断嬗变。从历时性角度看，50至80年代，武侠小说的创作从承继传统日益走向开放、走向现代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

7、中影响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人。梁羽生是新武伙小说的开拓者。他从1952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至1984年封笔，在32年间创作作品35部共一百六十余册。作为新旧武侠小说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创作较多地继承了还珠楼主、王度庐、宫白羽等人的创作理念，打上了鲜明的传统文化的印记（甚至因钦佩宫白羽的小说而将自己名为“羽生”）。他的作品“将江湖传说与史实风貌有机地结合，在恢弘博大的历史锦屏上展示波澜壮阔的民族斗争画面，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