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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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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自2002年陈氏家谱《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被公开以来,位于河南邓州市的“台湾村”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台湾村”高山族历史记忆的探讨与分析,透视其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希望以此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族群问题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参考。 一、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与现状 邓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河南省的高山族人口为946人,邓州市占有830人,其中,张村镇的高山族人口为609人。2003年6月,张村镇新建
2、牌坊门楼,上嵌“台湾村”三个大字。“台湾村”即张村镇,根据家谱记载,相邻的文渠乡谢氏亦来自台湾,通常意义上,“台湾村”包括张村镇与文渠乡两地。 张村与文渠乡多为福建移民,故被称为“闽营”,福建人移居至此地与郑成功部将黄廷有关。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年,黄廷降清,被朝廷封为慕义伯,至康熙七年,应令到河南邓州开垦荒地。后应康熙令,于康熙七年往河南等地开垦荒地。由此可知,康熙三年黄廷顺清,被赐为慕义伯,并于康熙七年率部屯垦邓州。经过300多年,当初几位台湾“土番”的后裔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当下的“台湾村”。
3、 1983年,张村镇上营村的陈朝虎成功填报高山族,后当地文化工涂征先后撰写《中原的“台湾村”》等文章,邓州高山族因此逐渐引起外界关注。自2002年起,八大家谱相继被发现。基于民族政策放宽、尊重民俗等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州高山族人数量高速增长。至2005年8月,邓州“闽营”后裔有3074户13254人,而自报高山族的有544户2674人,高山族户、人比例分别达到了17.9%和20.1%。 二、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记忆 关于历史记忆,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它是一个社会群体
4、的集体记忆中以这个群体所认定的“历史”而在群体成员中普遍流传的对往事的记忆。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情感产生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州高山族族群的重建与以家谱为代表的历史记忆的强化关系密切。通过考察邓州高山族已有的与正在被构建的历史记忆。邓州高山族的历史记忆表现为文献中的历史记忆、口述中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历史记忆三种方式。 (一)文献中的历史记忆 文
5、献中的“历史真实”并不能十分真实地反映过去客观发生的“历史真实”,然而,文献中有关过去的文字记载恰恰反映了一个群体对记忆的选择,这种被选择的记忆即是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群体依靠相关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失忆,参照当下的现实状况重构历史过去,以实现族群在社会中地位的重建,从而实现其现实利益。 邓州高山族八大姓氏所提供的家谱,都解释了其祖先的。邓州高山族家谱均有“台湾”“土著”等内容的记载。根据赵广军的考察,八部族谱都十分清楚地记忆着很确切的族群、番社名字。通过大量文献的梳理、考证,可以从史籍中搜寻到与之相近或
6、字异音近的台湾番社名字。 邓州高山族八姓七族对其族群一致性的记载便是其群体借用历史记忆创建族群边界的体现。从修谱时间来看,陈氏家谱修于同治六年(1867年),谢氏家谱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余六姓家谱均修于1941-1943年间。可以肯定的是,自上世纪40年代起,邓州高山族八氏有意识地利用历史记忆创造民族边界,通过族群共同的族源记忆凝聚群体认同,塑造该群体的边界与感情特质。 (二)口述中的历史记忆 口述中的历史记忆是历史记忆流传的另一种形式,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历史的内容与“历史真实
7、”往往相去甚远,由于各种主观因素,有关某个群体的起源与流变的历史在口耳相传中难免出现讹传。但是,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口述历史的创造与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群体的自我认知。口述史不仅仅表现为本族内部对历史的记忆,也包括“他者”对某一群体的历史记忆,是从“他者”的身份对某一群体的认同。 有关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口述历史记忆,学者和学术机构都做了田野调查,大致可以反映出邓州高山族群体关于族群起源,族群认同等问题。河南省民族研究会会员涂征对邓州高山族群体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并从中获取了一定的口述历史信息。
8、 据他发现,“台湾村”上营行政村的孩童在玩游戏中,因为输赢问题往往会向对方夸耀本家祖先。风俗方面,在葬礼仪式上,死者的直系亲属也会唱道“爹呀!尼牙呀!回去吧!你们放心回去吧!回到大海的彼岸,那里有日月潭,那里有阿里山,那里的香蕉菠萝赛蜜甜”。 可以看到,高山族老人及孩童,以及其他群体都对邓州高山族群体族源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其祖先来自台湾。这种历史记忆在当地人中间代代口耳相传,是其记忆历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现实中的历史记忆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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