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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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摘　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关键词]　改革30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

2、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笔者就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一、身份制的变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3、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即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财产、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包括政治身份的区别，户籍身份的区别，工人与干部身份的差异等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出现了重大的变迁，特别是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

4、中去。但是，一旦放开，就很难控制住，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到了新世纪的2008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甚至达到了1.5亿人之多，其规模之宏大确实惊人。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虽然有人还叫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决不是户籍体制所能限制得住的。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以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为标志，对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采取了更为积极推进的政策，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第二，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迁。我国改革以前的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体系是单

5、一经济成份的产物。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成份多元化，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等经济成份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改革也使得人们的收入多样化，工资收入、股份、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单位外收入等等花样繁多。这样，由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的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种级别分层也就难以支撑其所谓“本位”体系了。同时，它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掌握着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权力，因而各级政府官员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核心群体。近年来，计划经济已经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有所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占据

6、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而只能与市场分享权力。再者，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员等级身份制度。在过去，我国的每一个营单位都有一个级别，如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等。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市场竞争，官定的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的等级分层次序被打乱了。当然，30年来，官本位机制的变迁也并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官员级别、身份也有强化的现象，比如，90年代末以来，随着政府财政

7、税收的大幅度增加，官员的级别、身份在分层中又有强化的趋势。但是，如果从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关系看，资源转向市场，社会分层更为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官本位”化，这样的总趋势还是明显的。如何评价“官本位制”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肯定，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虽然行政级别的分层体系曾起到了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一切权力甚至连经济的管理权均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这大大阻碍了民众积极性的发挥，并最终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在单一的行政级别体制下，“当干部”成为全社会普遍向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