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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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1）　引言　　为自己立法的现代性不但是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目标，也“历史地”构成了新诗评价的最重要的尺度和标准，而现代性与传统间的张力乃是新诗史上不断招致争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诗歌写作与批评实践两方面均可作如是观。非常明显，迄今为止的新诗理论/批评史一直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所笼罩，那些对于古典诗歌和历史题材抱有诚意和耐心的诗人并不多见而且也未受到足够重视①，但事实上，古典知识的储备有可能使得诗作具备一种艾略特所看重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sense

2、)、並且增益传统、成为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②。大抵而言，从意象、语言、结构、节奏、格律等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乃是最为习见的斡旋“传统”的方式；另一不大为人注意的角度则是透过重写历史人物以寄托一己之现代感兴。在古代中国，杜甫及其诗篇作为“诗圣”（忠君爱国的儒家人物）、“诗史”（动荡历史的忠实记录人）以及“图经”（山川形胜的描画者）③的论述已镌刻为横亘十几个世纪的刻板定型(stereotype)。洪煨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便在所有道德的与文学的标准被掷入怀疑和混乱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迥然不

3、同的集团和个人也都从杜甫那里各取所需，为己所用：鼓吹流血革命的极左分子和捍卫因循现状的右派人士都乐意引用杜甫，保守的文学研究者承认杜甫的知识广博，偶像破坏者以及白话文的拥护者也一致向杜甫致敬；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西方读者离谱地把杜甫誉为中国的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雨果甚至波德莱尔。④　　那么，在现代中国诗人的笔下，“杜甫”又可能被重塑出怎样的历史形象呢？现代汉诗史上，以“杜甫”为题者至少有十一篇。譬如，梁晓明的<杜甫传第二十七页>，肖开愚完成于一九九六年的<向杜甫致敬>，黄灿然的

4、十四行诗<杜甫>，周瑟瑟的组诗<向杜甫致敬>，台湾资深诗人余光中的<草堂祭杜甫>，旅美学者叶维廉的<草堂杜甫二折>，以及叶延滨的<重访杜甫草堂>。当代华文诗人之重识“杜甫”的热潮集中于迄今为止的三十年间，这本身即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⑤，而对照阅读诸篇则更有不菲的收获。严格说来，尽管余光中唤出了“统、独”政治背景下的中国认同，叶维廉自由出入于杜诗的博大堂奥，叶延滨也反讽了当下的无所不在的商品化大潮，但是三者几乎一致地在倾泻主体激情的流丽文字的外表

5、下，轻轻滑过了历史诠释之中的可贵的现代意识。黄诗成功地昭示了杜甫之不朽的精神生命与平凡肉身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他的超卓诗艺如何为“汉语的灵魂”寻获了恰当的载体，但同样止于历史故事的重述而未能与当下境遇发生关联。梁诗呈现出一个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被祛魅之后的人间杜甫，呼应着韩东<关于大雁塔>和伊沙<车过黄河>的诗艺探索，虽然被冠以“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漂亮头衔但是同样回避了对历史文化和现时代作批判性思考。肖诗固然可能是作者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但“杜甫”不再是叙述中心甚至完全处于缺席状

6、态，而周诗与上述诗篇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颇为逊色，因此有理由将二者摒除于我的研究视野⑥。本文希望另辟蹊径，择取四首写于不同时空下的诗作：冯至（1905-1993）的《十四行集》之十二、台湾诗人杨牧（1940—）的<秋祭杜甫>、西川（1963—）的<杜甫>以及廖伟棠（1975—）的<唐宋才子传>组诗之“杜甫”篇，结合诗歌文本的内外因素，对四个各有侧重甚至有所发明的“杜甫”进行再解读。现代中国文学本来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变革与文化碰撞的产物，因此，我们难以把文学文本视为

7、封闭自足的客体来进行新批评式的研究，必须在历史、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所编织的符号网络中给以辩难和揭示。就本文而言，冀能透过发生学的追踪，把各个版本的“杜甫形象”给予不断的“历史化”，对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间的张力、符号隐喻与生活世界间的互动，逼出细腻的论辩。　　一、冯至：从《十四行集.杜甫》到《杜甫传》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一年之前的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内，作为经典作家的杜甫罕见成为新诗歌咏的题目。这其实不难理解：根据早期白话诗人所信赖的“文学的进化观念”，杜甫诗歌艺术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整

8、体经过晚清民末的文化碰撞早已失去了自我转化的能力而彻底沦为“博物馆里的藏品”⑦，它积淀为“文学常识”为任何一个新文学作家提供了必要的启蒙教育，但它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经验距离遥远，因此难以转化为新诗作者的支援意识。但是，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尤其是进入四十年代以来，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时人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因此“重识杜甫”的历史条件于焉形成。冯至发现：“杂志上常常见到关于杜甫的文章，书局里有关于杜甫的书籍出版，学术界也常常有关于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