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方面辩论：究竟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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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日本方面辩论：究竟是谁的问题？　　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日本队出场的比赛中，打出了“正视历史，向亚洲人民道歉”、“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等标语，并伴以嘘声，甚至还有不少过火行为。对于中国球迷将政治情绪带入体育比赛的做法，我们感到十分遗憾，认为是不足取的；但是，部分日本媒体大肆炒作，日本某些政客借题发挥，更是值得关注。例如自民党女性局长西川京子扬言：“中国球迷在亚洲杯锦标赛的‘反常’举动，难道不是中国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吗？”1富士电视台搬来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和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借势对中国历史教育发难，声称：“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情绪，必须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2

2、川口顺子则以日本政府的姿态放出口风：“在这次的球场反日问题上，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十多次的抗议。在教科书上，也已经通过日本的一个特别组织，与中国方面进行检讨。对于不恰当的地方，将会提出反对，要求更正。”3可见，日本方面自以为这次可算抓住中国方面的把柄，将这类“历史问题根源在中国”的论调集中释放出来。　　针对日本方面──包括政府和某些政要、媒体、学者──借这次中国球迷“厌日情绪”为题发挥出来的八大论点，我们愿意发表个人看法，与日本方面辩论，目的是探讨其症结，即究竟是谁的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途径。　　在与日本方面辩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观点：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中对日本队显示出的情绪，不是

3、“反日情绪”，而是“厌日情绪”。　　为什么这么多球队参赛，中国球迷单单对日本队报以嘘声？答案是明确的，从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中当日本队出场时打出的标语“正视历史，向亚洲人民道歉”、“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就可以看出，无疑只是针对日本拒绝对侵华战争反省认罪的历史认识问题，包括战争遗留的领土、赔偿等问题，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中日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所涉及的面之广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将球迷的反应笼统地指责为“反日情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和别有用心的。广大中国民众和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既不赞成在体育比赛中少数球迷出现的偏激行为，也反对部分日本媒体将少数人的行为

4、过分炒作和渲染的做法。　　这次部分日本媒体炒作和渲染非同小可。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言论很有代表性。该报以〈“爱国”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义〉为题发表社论，称中国国内的反日情感高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政府借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爱国团结”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大量报道旧日本军队的侵略及残忍暴行，并以此将“反日”作为爱国教育的基调；还尖刻地指出，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缓解国内矛盾”，是为“维持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正统性和向心力”，并且指责说“狭隘的国家主义是中国政府自己培育出的产物”4。　　与日本媒体相反，国际媒体作出的分析

5、则是比较客观的，例如美联社在专稿中指出：“大约六十年前日本残忍的侵略行动，使得中国人对这个亚洲邻居的怨恨依然可以在亚洲杯的观众中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坚持，日本从来没有表现出适当的悔悟，尤其是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前往东京的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供奉了日本战争时期的死者牌位，其中包括战犯；此外，钓鱼岛争议也激怒了中国民众。”5日本自由撰稿人高桥浩佑也评论说：“在今天的日本，唯一一个真实存在而又不言自明的禁忌就是谈及中日战争和二战的真正原因。毕竟，这要归结为已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和美国的占领政策──后者使天皇免于刑事诉讼，得以统治当时动荡不安的日本国土和人民。”6　　这次中国球迷所表现出来的

6、“厌日情绪”，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厌日情绪”的一个缩影。中国民众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愿意抛弃宿怨面向未来，而不愿意怨恨世代相传，所以要求日本政府真正反省并认罪，以史为鉴，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对于日本政府拒绝对侵华战争反省认罪的做法，表现出厌恶和义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与受害赔偿相比，中国的受害者更看重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和道歉，恢复他们做人的尊严。在山东，被抓到日本充当劳工、逃到日本深山里过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刘连仁，临终前也没有看到日本政府的谢罪，于是要求儿子将对日诉讼打到底，替他讨回公道。在滇西，一个曾经被日军轮奸后又强征充当“慰安妇”的李连春阿婆，迄今仍然遭受

7、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因而躲在远离家族的深山里，羞见亲人和邻里；她深藏在心中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恢复我的名誉和尊严”，加害者能够在她的家族面前还她以清白。在北京，一位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遗属曾经发誓不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看到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时，向东史郎伸出和解之手。在河南，曾经率领花冈劳工起义的耿谆老人，坚决不接受曾经奴役他们的日本鹿岛公司的救济金，只要求日本政府和鹿岛公司承认加害事实并谢罪。这些受害者及其子孙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