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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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一　问题的提出　　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相对年轻又成长迅速的学科，从19世纪末形成以来，关于它的学科界定就一直在游移变动中。从最早的“文学的比较的历史的研究”，到20世纪中期以后“文学的多民族角度的研究”和“文学与其它知识关系的研究”或“文学的批判的审美的反思”等提法，直到今天的“科际整合”和“文化综合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既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又无可回避地显露出边际的模糊。即便在学术界内部，关于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的歧议，至今仍未停歇。　　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应该是一门学科，出现上述情况，则同它的属性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

2、试图突破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它不满足以单一方式来考察文学，而希望从更大的范围来洞察文学的特质。但这一规划从一开始即遇到困难。单从经验层面看，想要超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是那么容易就做得到的吗？一个人能够擅长几门知识？了解多少国家的文学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文学曾反复强调要把比较放在确凿的“事实的联系”的基础上——似乎从诞生之始，它就意识到了超越性的研究隐含着失去根基的危险，所以努力想证明自己的可靠性及合法性。　　今天的比较文学当然不同于初创阶段，“事实的联系”不再是绝对的前提，更被重视的是精神、灵魂，甚至审美气质的共鸣与共谐。在采纳吸

3、收了20世纪以来各种新潮理论，包括文艺学美学的最新进展后，比较文学正在向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拓进。但这不意味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已获解决，相反又以新的形态出现了。主要表现是：众多衍生的分支学科发展迅猛，以至几乎无法再对比较文学做总体的把握，换言之，比较文学在无限膨胀的同时正不知不觉地在淡化自己的身影，而它向文化领域的全面进入，业已引发了比较文学是否已背离了文学研究的方向的争论。　　如果要确立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的观念，就不得不对它的基本原理进行探讨，做好基础理论的建设。正如比较文学界一位元老级人物一句语简意赅的名言所说的，“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超越性的学科性质是否合理和可能，本身就是个严肃

4、的学理问题，今天更需要提升到现代意识的高度上加以论证。本文打算讨论的可比性，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之一。　　　　二　可比性的意义及已有规范　　可比性是比较文学（也包括所有比较研究）最基本的学理范畴。当我们将两种以上的研究对象纳入比较视野时，思想前提上首先认为它们是彼此符合比较条件的。但这个条件是什么？却值得追问。由于比较文学的当代研究趋势经常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对象之间时空的距离加倍拉开，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彼此不同的差异。人们很自然地浮起一个疑问：把它们拿到一块儿来比较，合适吗？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当某些中外作家、作品、人物、情节、文学现象等被放在一起做比较时，也会招致批评，认为不尽合适。

5、　　可比性问题就是对此状况的概括，它对比较文学可谓性命攸关。假定断言被投入研究的两个对象之间根本没什么可比较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科学价值。如果再推而广之，断定任何跨学科、跨文化的东西因它们的差异而缺乏可比较的维度，比较文学就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一些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存在持怀疑态度的人，大多抱这样的观点。普遍的责问是：比较，作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能够成立吗？　　可比性的提出，同时又涉及研究对象的界定，即哪些东西可纳入比较的范围？这对比较文学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其它学科研究的范围相对单一，容易确定。唐代文学研究就研讨中国历史上唐朝一代的作家、作品、评论、批评等，欧洲中世纪文

6、学研究就考察特定的地域和特定时间段的另一些国家的文学。即使应用到比较的方法，也至多连类而及，不涉及学科对象性质的改变。而在比较文学，从它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文学现象拿来进行研究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所选择的对象的定性，它需要考虑，将它们连类而及来看待，是否合理。　　比较文学在自己发展的历史上，曾通过不同途径来探讨和解决可比性的问题，从而形成了某些解决模式，它们是今天从事比较研究时普遍遵循的规范。　　个别验证是运用较早、也较普遍的一种方式，它在既定研究范围内，验证所选择的不同个别对象足以进行比较的理由与根据，具体做法则是罗列二者的相似或共通方面。例如我们在对比中国诗学的传统范围“神思”和西方文

7、论的重要概念inspiration（通译“灵感”）时，首先弄清楚刘勰《文心雕龙》和柏拉图对话录分别提出它们的最初语境，再追溯这两个概念在中西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应用与阐发，大致就可确定它们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是相近的，据此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再如在比较叶甫根尼·奥涅金和贾宝玉这两位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物形象时，虽然彼此有许多差异点，但只要能证明他们性格和文化背景有共同特征，都是在走向衰亡的社会制度下孳生的非主流的另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