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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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论文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据此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时却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经济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中许多人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势力。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freelandAlexei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Shue的话来说，中央“变瘦”，地方“变胖”（VivienneShue，1988年）。地方社会抗争的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机构自我

2、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主义的地方化，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要依据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发展主义不仅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策方略，它同样也是地方政府的决策依据；二是地方政府机构的自利倾向，利益机构化和部门化是地方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地方政府机构运转的动力机制。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社会抗争的关联性显然是一个政治外在性现象，从经济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难解释。如果撇开经济外在性而倾向于政治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有效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精英的作用对地方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

3、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中找到部分答案。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在1949年和1978年经历了两次断裂。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平行演进态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总体上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斗争观念引入了政治生活，社会精英的地位和命运必须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安排。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完成了对绅士阶级（梅斯纳，1986年）和旧经济精英的革命，知识精英则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地获得了生存空间。但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

4、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资源的急剧流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改造一样，其流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革命造成的资源流动方向是由社会流向国家，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造成的资源流动方向则相反，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宽松了精英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

5、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文件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表明精英社会正逐渐成型。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聚集和占有的迅速分化，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而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则是改变两极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社会两极化结构所引

6、起，而是由于社会结构中精英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单纯从社会两极化状态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可被称为“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精英。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彼特等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形成

7、的是一种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中国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获得财富的方式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大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