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 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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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谢岳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运动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

2、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发展的反向逻辑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一、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社会抗争一般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像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通常作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种外在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公等，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似乎是外在性的终极原因，言外之

3、意就是，只要解决了市场问题，外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市场—社会抗争”的逻辑推论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表达，它只阐述了一个一般事实，而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描述既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20世

4、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至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道了30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至1997年共计26起，1991年2起，1990年和1989年各1起。作者还同时对这30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5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

5、可能是引发（至少是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其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裴宜理（E.J.Perry）和赛尔登（MarkSelden）共同主编了一册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文集共收录了11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放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尽管作者没有

6、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

7、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