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关于中国企业义利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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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企业义利观的思考谁都不能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管理思想，但那是治国的思想、治军的思想，和在国家、军队这样的组织里治人的思想。中国没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企业里如何治人的思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公平交易，企业和员工关系的本质是交易关系。在国家组织里可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军队组织里可以叫董存瑞炸碉堡、叫黄继光堵枪眼，那都是为了国家大义和民族大义。但企业是一个利益组织，在这样的利益组织里叫人牺牲，那你给多少钱？所以，能治国、治军不等于能治企。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浓的重义轻利思想，“仁、义、礼、智、信”中“义”摆在第二位，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2、“舍生取义”、“大义灭亲”等。中国字“义”的意思既有民族大义，也有兄弟情义。义气也是很重要的，“义重如山”、“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说人“不忠不义”，那就几乎在人格上判他死刑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很重的仇富心态和均贫富思想，如“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商人重利轻别离”，富人家是“朱门酒肉臭”，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农民造反“杀富济贫”或“劫富济贫”是替天行道，“均贫富”自古以来更是天经地义。这些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企业是个利益组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说，企业的惟一社会责任就是赢利。用中国话翻译过来等于企业赢利就是义。我曾经见过一位企业家在企业中倡导“唯利是图”

3、，他试图倡导的和告诉员工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似乎怎么说都不是味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机制就是让企业为了利益而客观上必须为社会大众服务，从而形成一套规则，让社会大众从企业的利益驱动中、在企业的获利条件下得到好处和满意，让符合大众需要的企业从获利中得到生存和发展。近代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中国在原来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开始搞市场经济，尽管是“不三不四”的市场经济，但20多年来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马克斯·韦伯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的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的伦理观念中没有吻

4、合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那么，在我们搞市场经济20多年后，当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了不少富裕人群，当我们加入WTO组织，计划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面临了新的课题。许多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很容易出现骚乱，因为这时社会的相对贫富悬殊较大，贫困人群容易产生心理失衡。在中国这样有几千年重义轻利和均贫富思想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会有思想障碍。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接受西方市场经济背后的假设和理念；二是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既然中国这样大、这样复杂的国家都可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

5、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们为什么没有信心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道路”呢？我在观察中国的企业，也一直在思考企业里“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西方很多大企业家最后都成了慈善家。过去的现象是富豪生前赚钱，死后建立基金会造福社会。比如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发了财，死后建立了诺贝尔基金。福特、洛克菲勒、帕卡德等也是如此。现在的趋势是富豪上半辈子赚钱，下半辈子自己把钱花在社会慈善事业上，比如比尔·盖茨、索罗斯。比尔·盖茨垄断了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全球市场，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但并没有受到全球人民应有的尊重，在很多国家他都是以小丑的形象出现的。但他现在已经用他的财富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基金会，他也就成了全球最大

6、的慈善家。索罗斯公开说尽管他可能摧毁了某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导致了某个国家的灾难，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符合金融游戏规则的。另外，他赚了钱之后也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帮助了一些贫困国家。所以，在一些人眼里他是魔鬼，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天使。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企业家的义利观——先获利，然后再行义，而不是中国老祖宗说的不要取“不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理念，中国当然也可能走这样的道路。但在中国原来的理念之下，是否也能走出一条道路呢？是否有这样的企业家：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企业的本质，但他不是为了利益而办企业？比如，虽然他是企业的创始人，但他自己并不持有企业的全部股份或者大

7、部分股份，而只是持有很小一部分股份，他似乎更是企业组织的精神领袖，他有崇高而远大的理想，靠人格魅力和智慧而不是靠控股权来领导企业。对于跟随他的部下和员工，他并不以厉害关系来取舍人，而是带着他们一起进步，对犯了错误的人还是不断地给予机会，就像对自己的亲人。这听起来有点像乌托邦。人类总有些乌托邦似的幻想，也不断进行乌托邦试验，上个世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乌托邦式的理想在社区和国家这样的组织里试验过，那么现在企业是社会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