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利文原则到雷诺兹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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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沙利文原则到雷诺兹特权1964年美国的警官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美国确立了公众官员（publicofficials）起诉媒体诽谤，必须证明媒体具有“实际恶意”（actualmalice）的原则①，后来这个原则又被延伸到“公众人物”（publicfigures，又译公共人物）。这个在美国被称为“里程碑”的案例，在我国业界已经广为人知，并且不乏有“引进”我国媒体名誉权案件的提议②。但是同为普通法系国家，英国却拒绝沙利文原则，而随着表达自由广受重视，那里的诽谤法也有所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雷诺兹案，是英国诽谤法的一个重要案例，此案确认，如果涉讼新闻内容涉及公共利益，而媒体的表

2、现又符合负责任的新闻业（responsiblejournalism），那么即使出现错误也可以免除责任③，这被称为“雷诺兹特权”（ReynoldsQualifiedPrivilege）。　　　　雷诺兹案及其原则　　　　1994年11月17日，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AlbertReynolds)在议会下院宣布辞职。11月20日星期天，《星期日泰晤士报》英国版和爱尔兰版都刊登了这个事件的长篇调查性报道。英国版题为《再见了，放高利贷的人》，占据了大约整版篇幅。爱尔兰版题为《为何一个撒谎的人难以证明其作为爱尔兰和平缔造者的重要性》，长达3个版。这两篇报道虽然都对雷诺

3、兹持批评立场，但爱尔兰版详细报道了全过程，而英国版则略去了一些重要内容，特别是没有报道雷诺兹在下院的辩护声明，雷诺兹对英国版的报道极为不满，对泰晤士报公司及文章作者、编辑提起诽谤诉讼。　　　　此案于1996年11月初审，被告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为，本文属于政治性报道，与公共利益有关，应该享有“受约制特权”（QualifiedPrivilege）④保护。法庭裁定政治性报道不属于特权保护范围，但鉴于作者和编辑没有恶意，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便士。原告和被告均提起上诉。但是上诉法院的二审（1998）和上议院⑤的终审（1999），都维持了一审判决。　　虽然上诉法院和上议院的判决与初审判

4、决一样，都是判媒体败诉，但是大法官们在判词中提出一些重要原则，使得按照传统普通法在诽谤案中很难胜诉的媒体大受鼓舞。法庭判决肯定媒体在民主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功能，肯定涉及公共利益、受到公众关注的新闻和言论应当受到特别保护。　　上议院大法官李启新⑥在引用《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英国1998年《人权法》等文件中有关表达自由的规定后发表了一些重要观点，他指出：　　“法庭应当格外重视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媒体履行‘警报’和‘监视’的重要功能，对于媒体报道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是否有权知晓，特别是当报道涉及政治领域时，应当慎重对待。解决任何疑难应当有利于出版。”　　他解释说，在

5、很多情况下，基于某种特殊利益，诚实地发表一些言论，即使这些言论不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其发表的重要性高于名誉保护，普通法可以予以特权保护。这种特权有的是“绝对特权”（absoluteprivilege），例如法官、律师、证人在法庭上的言论；但在通常情况下，主要是“受约制特权”。虽然他不赞成把政治性报道列为一项新的受约制特权，但是他在列举了以往诽谤案判决“受约制特权”保护的一些情况后指出：当一个人基于某种利益，或者职责、法律、社会甚至道义的需要发表意见，比如这种发表关乎公众利益，发表时的表现又是负责的，就可以得到“受约制特权”保护。这自然也适用于新闻报道。　　那么怎样衡量新闻

6、报道是负责任的呢？李启新提出，法庭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因素：1.对当事人（诽谤案件的原告）指责的严重程度；2.有关事项受到公众关注程度；3.消息来源是否可靠；4.发表前是否作过核实；5.有关事项所处状态，例如是否正处于当局调查中；6.发表的迫切性；7.有没有请当事人回应；8.有没有报道当事人的意见；9.行文的格调；10.报道发表的现实环境和时机。李启新说，上述是10点并非全部衡量标准，可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法庭认为，本案的爱尔兰总理下台新闻无疑与公共利益有关，公众有权知悉，但是衡量《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的全部情况存在缺陷：爱尔兰新闻官员曾告诉记者，雷诺兹要讲的话，都会在下

7、议院交待，他会回击所有对他的攻击。爱尔兰版的报道写了这些内容，而英国版的报道却只字不提，这样的报道既不公正，也不准确，会对英国读者产生误导，所以不能免责，不过只需象征性赔偿。　　　　　　雷诺兹案的影响　　　　雷诺兹案把受制约特权推广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新闻报道，比起传统诽谤法一味要求被告媒体承担严格责任来，是一个很大的放宽。本案成为英国侵权法中的重要判例，英国本世纪出版的主要媒介法著作都详细介绍此案，有些英国学者作出这样的归纳：这些案例建立了一个原则，即涉及公众“有权获知”的出版，即使后来证明有错，仍有可能受到特权保护，除非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