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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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摘要:“文景之治”乃“黄老无为而治”,这是史学界的一致共论。本文认为,从景帝削藩起,西汉治国方略已开始发生变化,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汉景帝之时,并不崇尚“黄老”。鉴于当时诸侯国强大难治,诸多皇子待分封而无合适领地,景帝大胆启用晁错削藩,并在七国之乱兴起后坚决予以镇压。随后,景帝改革王国政治,使封国郡县化,王国问题得到质的解决,为汉武帝时期顺利削藩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七国之乱也并非“吴王蓄谋”,景帝欲作有为君主,决意削藩,人为原因激化中央与吴国的矛盾所致。关键词:王国问题;汉景帝;削藩;七国之乱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把分封同姓诸侯王作

2、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支柱。《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但是,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他们逐渐产生了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如文帝即位不久,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随着王国问题的日益凸显,“削藩”便成为西汉前中期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同时,“削藩”也是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关于景帝削藩,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杜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同姓王对中央的离心力,除分封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外,皇帝对不法诸侯王的优容和皇位继承法的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因素[1]。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认为,文、

3、景的分国与削藩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恩典,齐王、淮南王、梁王由于与皇帝或太后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因而其子孙取得了这种特权,而楚王与皇室关系一般,则未能享受这种待遇,吴王带头谋反,索性被断绝了奉祀香火。”[2]谢春河、隽成军认为,汉景帝总体导演了“削藩”改革,但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因此导致改革失败、晁错被杀[3]。他高度评价晁错改革思想及实践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岳庆平则认为,文景时期并没有出现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现象,汉政府之所以急于“削藩”,起因于政治家的片面夸大其词和皇帝对诸侯王的猜忌心理[4]。他说,景帝的削藩是一大失误,激化了

4、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为不削不一定祸大,而由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使双方都蒙受损失。汉武帝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采取温和的政策,为以后诸帝立下了常规,也为王莽代汉提供了方便[5]。董平均认为,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是增强皇权,“强干弱枝”政策的反映。皇权与诸侯国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对西汉王朝的治乱兴衰产生了深刻影响[6]。本文认为,汉景帝并不崇尚“黄老”;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当长期推行的“无为”政策引发王国问题,皇室内部又出现领地分封难题时,景帝锐意改革,坚决削藩,并及时巩固削藩成果。另外,本文亦对景帝削藩中的重大事件——七国之乱的缘由作一番探讨。通过相关史实

5、论证七国之乱与景帝“有为”意志的密切关系。一、削藩背景:封国隐患,皇子分封无领地(一)王国强大难治,威胁中央汉初分封而形成的诸侯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文帝时期,势力迅速膨胀,足以同西汉政权分庭抗礼。这些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7](卷一四《诸侯王表》),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8]第10页(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文帝时,袁盎劝道:“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7](卷四九《袁盎晁错传》)贾谊甚至在《治安策》中惊呼: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

6、息者六”。他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王国势力,已严重地威胁中央政府。他认为当时天下的形势就像患了水肿病的人,不能行动自如,“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7](卷四八《贾谊传》)。对于封国隐患,晁错更是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屡屡上书文帝。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诸侯王的封地占了大半个汉王朝,他们“专治异政,不禀京师”[8](卷二三《礼书》),和皇帝同姓不同心。西汉中央政府却在片面强调“无为”“安定”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对潜在的封国隐患没有足够的重视。中央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以致诸侯国强大难治,分裂倾向日益明显。早在文帝即位初年,济北、淮

7、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其后,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失藩臣之礼。汉文帝反以刘濞为汉祭酒,赐予几、杖,特许他不奉朝请。吴国势力已然凌驾朝廷。因此,文帝时期的诸侯国,由于势力恶性膨胀,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西汉内政中最大的隐患。长期推行的“黄老”政策已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王国问题亟待解决。(二)诸皇子急待分封领地在王国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景帝欲分封刘荣、刘端、刘胜、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而无领地,更将此问题置于必须解决的地步。汉景帝共有十四子,除太子外,余十三子皆需分封,以比同先帝分封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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