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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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陈赟作者简介：陈赟，贵州平坝人，文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65）内容摘要：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有直接的关系。从语源上说，先秦“雅言”一词就是指合乎礼仪规范的言辞，是先秦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先秦著作中那些被誉为语言典雅的文本，字里行间都打上了礼文化的明显印记，显示了礼文化对语言雅化的影响。礼文化与雅言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礼之“敬”促成了雅言的谦逊、委婉；礼之“别”确立了特殊场合语境中的雅言规范；礼之“饰”推进了雅言的修辞技巧。关键词：礼雅言修辞一、“雅言”与“执礼”现存文献中最早把语言的“雅”和“礼”放在一起说的是

2、《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的“雅言”，传统上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东汉郑玄的说法，认为“雅言”为直言不讳的读出字的本音《论语集解》何晏引郑玄语：“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礼不诵，故言执也。”，二是清人刘台拱、刘宝楠叔侄的说法，认为“雅言”是以西周京师地区的语音说话，即西周的“官话”“普通话”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第一四五页，诸子集成本。。三是宋代理学家的说法，“雅言，雅素所言也。至于性与天道，则子贡亦不可得而闻，盖要在默而识之也。”就是“切于日用之实”的日常语言（《论语集注》）。在上述三种解释中，郑玄与刘宝楠都同意“雅

3、”训为“正”，但他们都是从语音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正”。郑玄关注的是语音忌讳的问题，依据是《礼记·曲礼上》的一句话：“《诗》《书》不讳，临文不讳。”认为这句话与“《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表达同一个意思，理由很牵强。《诗》《书》不讳可以理解，执礼“不讳”就无法理解了，因为言语的忌讳产生于礼仪，是行礼的一部分。刘宝楠表面上承认郑玄的解释“亦雅言之一端”，实则抛弃了郑玄的观点，改从《尔雅》的“雅”义引出雅言等于标准语的结论，并进而认为《诗》风、雅的“雅”也是标准音的意思，“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果真如此，那么有一百六十篇“风”的《诗经》又怎能说

4、“皆雅言也”？事实上，先秦著作中根本找不到孔子或者其他人士对于《诗》、《书》、“执礼”中的标准读音有过明确的关注的例子。就《论语》所载内容看，孔子对于弟子言辞乃至《诗》《书》的评价，都是着眼于意义的层面，不涉及语音。今人亦有驳斥者对于郑玄、刘宝楠两种解释的缺陷，李中生《<论语>“子所雅言”章辩义》言之甚详，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宋代理学家们从语义方面来认识“雅言”，与“语音说”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把“雅”解释为“雅素”“常”，在先秦文献中没有依据。“雅素”一词，始见于汉代《汉书·匡张孔马传》：“忘雅素，欲避流言。”颜师古注：“雅素，故也，谓师傅故旧之恩

5、。”，即便在汉代也找不到“雅”与“雅素”相通的例证。所以清代毛奇龄一方面承认“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语音）”，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程朱的说法，以为“雅言作常言解无据。”（《论语稽求篇》卷四）其实，先秦“雅”训“正”、训“夏”，主要是从礼义的层面来理解的。唐代杨倞说：“雅，正也，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见《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句杨倞的注文。礼作为“天之经、地之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是“正”的来源和基础。《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雅乐”之“雅”，就是由礼来认定的。“夏”也是“礼”的象征，“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左传·定公十年》：“

6、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句的《正义》。。当华夏不讲礼义的时候，就被称作“新夷狄”（《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有的文献甚至直接把“雅”和“礼”联系起来，《荀子·修身》：“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可见“礼”可以导致“雅”，或表现为“雅”。“雅”“礼”意义有相通之处。因此，“雅言”就是指符合“礼”的要求的语言。《诗》《书》，“义之府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当然是符合礼义的“雅言”，“执礼”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辞更不用说也是“雅言”。《论语》里“礼”字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与“仁”互为表里，是孔子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从“礼”的角度去理解《论语》里孔子

7、提出的“雅言”，更加合乎情理。而且，这样的解释也可以得到其他先秦文献的支持。在先秦时代，言辞是礼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礼记·表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辞”“礼”并举，以见“礼”必有“辞”，“辞”必合“礼”。《礼记·表记》：“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之以君子之辞”，“辞”与“服”“容”一起构成礼仪的内容。明人黄佐研究诸多文体之后说：“礼主辞让，宣于言辞，故五礼之行皆有辞。”《六艺流别》第十四卷“辞”条小序，明嘉靖四十一年欧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