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资料：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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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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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最后，中日双方的舆论导向应积极，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日本舆论界也应多从客观的历史出发，多宣传中日历史上的友好经历。把日本对华方针，国家走向等客观地介绍给中国。我们国内舆论界也应该多做一些关于日本方面的正面宣传。这种相互的舆论宣传导向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之，对于历史问题，我们要勇于承认，因为它是一面镜子，尽力避免历史问题成为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包袱，使中日关系更好地向前发展。虽然中日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是中日关系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对方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战略。由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实力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出现许多矛盾，但是双方仍然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所以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将在摩擦与合作中曲折发展。 　　经济上，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必将随着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强。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西欧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个经济圈的区域化正如火如荼发展。然而，东亚经济圈是一盘散沙。可以想象，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一家与其他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经济圈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有效合作。因此在经济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将会持续快速的发展。　　政治上，中两国基本条件的绝对不对称和发展趋势的相对均衡化的趋向，使两个国家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转折阶段。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一座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总体的经济实力在初步的增强，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还是不具有发生重大作用的能力，但是其政治地位在不断地提高，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的加快。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使得中日关系敏感而复杂。　　1、日本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国家，在今后的美欧日联合体中，有可能实现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日本“政治大国”的野心使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其外交理念因受东西方划线影响甚深而未能摆脱冷战思维，日本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戒备心理，担心中国强大。日本认为“如果今后３０年中国仍保持高速增长，其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这势必会影响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实施”，于是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越来越担心中国成为其安全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对手，极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小渊惠三等在众多场合均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和“一中一台”；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包括些许政界人士在内的反华分子力图以台湾牵制中国的发展，借口台湾海峡局势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妄图把台湾拉入其导弹防御体系，以便插手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统一。 　　日本通向“政治大国”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应该是步履艰难的。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冷战后，中国经济不仅承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表现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日本正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实施“政治大国”的战略。在当前这一背景下，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的很多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综观整个亚太，中国在不断成长和壮大，在亚洲的地位已超过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都潜藏着爆发争端的危险，而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需要有一种牵制力量，使中国无法越出与我交往的伙伴关系框架。强化与印度、越南等的关系就属于这类牌，是对华外交中强化我讨价还价能力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需要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战略上，日本出于地缘政治和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的，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政治上日本不愿美一极独霸世界；外交上极力谋求增大国际上的发言权，日本在对美外交中必然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助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将是困难的。其次，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日本也需要借助中日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化世界，但面对中俄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日关系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因素。　　2、中国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就中国而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因素之外，感情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成份。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那场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并且至今毫无反省之意，文部省几次修改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一些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这些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９０年代，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中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２１世纪伊始，三菱越野车质量、日航服务、东芝电脑性能等新的问题一度大有向中日“民族对立”发展之势。“大葱贸易战”硝烟乍起，预示着继日美经济摩擦退潮之后中日可能迎来经济摩擦频发阶段。今夏出现的这场“京沪高铁”舆论，则使中日政经互动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摩擦大都与此相关。在关系历史和主权等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肯定不会让步，历史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一直是中国人对待日本的关键。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出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日关系。１，中日睦邻友好可以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邻国，只有与对方和睦相处，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这两个处于战略上升期的大国间很容易滋生竞争意识。但必须将它控制在两国关系不致破裂的范围内。２，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中国近在咫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３，冷战以后，中美日三国间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目前，美国当权者在潜意识里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千方百计地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在中美关系曲折起伏，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４，亚太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对中日两国有着积极的意义。５，中日两国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问题上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希望看到一个单极世界，认为多极化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却是必然的趋势。在对待日本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明确，致力寻找和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等16家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提问：今天非常感谢温总理百忙中为日本记者提供这样的机会，请谈谈你对日本的印象和对这次访问的期待？你此访将向日本领导人和国民传递什么信息？　　温家宝说：我期待着这次访问取得成功，真正成为一次“融冰之旅”；我期待着同日本领导人就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期待着同日本人民接触，更多地了解日本，也让日本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增进互信和友谊。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这种交往规模之大，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但是，在近代，中日之间也有过50年不幸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以史为鉴，就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面向未来，就是要开辟中日友好合作的新道路。　　我想通过访问向日本领导人和国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愿望。中国人民希望同日本人民一道，携手共进，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记者：你曾表示，安倍首相访华是“破冰之旅”，你此次访日是“融冰之旅”。你认为中日关系如何才能持续、稳定发展？双方将发表的共同文件内容是什么？中方是否会邀请安倍首相访华？胡锦涛主席会否年内访日？　　温家宝：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是中日间的三个政治文件。这三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基石，它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指明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只要遵循三个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两国关系就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将形成一个共同文件，文件将反映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愿望、内涵和主要任务。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中日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是：增进互信，信守承诺；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面向未来，加强交流；密切磋商，应对挑战。安倍先生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外访就选择了中国，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上次访问的时间太短了，没来得及到外地去看看。这次我们见面时，我会邀请他在年内访问中国，到中国其他地方走一走，多了解中国。日本领导人多次邀请胡锦涛主席访日，我相信胡锦涛主席会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贵国。 对日关系需不需要“新思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打破中日关系中政治摩擦不断以致出现僵局的现状，推动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方面的关系与对话获得进一步发展，对日关系确实需要新思维，而且这种“新思维”已经在产生之中。   当然，“对日关系新思维”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早在1999年，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特别是日本研究界，围绕对日关系问题就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议论，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开始酝酿了。   一系列的研讨会、讲演会，连篇累牍的报告、文章（既有个人提出的也有研究机构提出的），都在“对日关系新思维”酝酿、形成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参与这个过程的不仅有日本研究人员、长期从事对日外交的外交官，而且还有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科的研究者、中国经济与国情问题专家等等。   这是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想路线的一场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日益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的一个体现。“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出必然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有时也夹杂着谩骂），这应该说是非常自然、意料之中的事。   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基本主张和方针。十六大在我国对外战略方面，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成形提供了依据、动力和契机。简言之，以十六大精神来指导对日关系新现实、回答对日关系新问题，这就是对日关系新思维。   如果说得更具体一些，那就是：   依据十六大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的基本判断；    为了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服务于“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针对中日关系的新现实，在最可望成为我国外交新突破点的对日外交中，认真落实十六大关于“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明确主张，提出新思路，拿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使我国睦邻外交的两大薄弱环节之一的中日关系（另一薄弱环节是中印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注：以上黑体字均引自十六大报告。）   这就是我们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一、对日关系新思维的5条原则   根据迄今对日关系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笔者认为对日关系新思维应具有以下5条原则。   第一、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不以感情代替政策。   邓小平在论述我们制定国际战略所应遵循的原则时曾说过：“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两个“不去计较”正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前提，因为我国同主要西方国家即当年的西方列强之间几乎都有“历史的恩怨”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如果我们在历史恩怨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这两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恩怨问题上“坚持要计较”，那还谈何“对外开放”如果我们在对日外交上不注意克服情绪化的倾向，那又谈何“开拓作为对外开放重要一环的对日关系的新局面”   在对外政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对外政策、对国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要为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    第二、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核心。   在有着广泛内容的国家利益（至少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方面）中，核心和基础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应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原则的核心。在对日关系方面，我们就要依据这个最高原则的核心，通过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来更好地谋求国家的经济利益，坚定地使对日政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是大道理、硬道理。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的各种矛盾时，必须高度重视并严格服从这个压倒一切的大道理、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以及作为经济全球化一环的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扩大，归根到底是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要积极支持、大力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而如何从政治上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就成为中国对日外交的极其重要课题。   第三、以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崇高使命   在坚持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同时，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也必须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地区和世界的责任，意识到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亚洲中的中日关系、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人们常说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其实，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和则不仅两利而且利亚，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亚”，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双方的事，也是中日两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一种责任。   在欧洲日渐走向统一、美洲正力图将自由贸易区从北美扩大到南美的新形势下，在历史上长期落后于欧美的亚洲要实现复兴之梦就必须搞地区合作，而亚洲要振兴要合作，一个关键就是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要携起手来。中日两国不要再让亚洲失望了，不要再让两国间的矛盾滞后整个亚洲的合作与复兴进程了。推动实现亚洲地区主义合作是中日两国的责任和利益所在。一方面亚洲地区合作有待中日两国形成“合力”去推动它，另一方面亚洲地区合作 也可能反过来带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处理好作为“受害国”的历史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   一方面，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一直到现在，都采取了一贯的对日政策，这就是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之后，一贯珍视和重视对日关系，一贯注意加强同日本的友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不念旧恶不算旧账，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制定军国主义政策的人和仅仅参与的人区别开来，对一般参与者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个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中日双方应该遵守1972年的《联合公报》，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共同声明》3个文件，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所在。遵循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中日之间3个文件精神，我们的外交部门在对日工作方面兢兢业业，辛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我们提出“中日关系新思维”，决非意味着中国过去的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存在什么根本性失误，需要做出什么“戏剧性改变”、“从根本上纠正过去的错误”。   另一方面，强调继承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并不等于说对日政策就不需要“与时俱进”、不需要有新的发展了。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包括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发生的变化等，对对日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既是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不然还谈什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强调“继承与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光有继承就没有“新思维”，“新思维”就是在继承之上有所发展和调整，这种发展和调整也完全可能具有战略性意义，决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什么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施展的“权宜之计”。   第五、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对日关系新思维”决非是中国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和“急功近利”。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发展中日关系是两国相互作用的过程，是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事业。中国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也应克服各种心理的和政治的障碍，同样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样需要日本以善相报，不要误读中 方的诚意；只有当中日双方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达到“为善为伴”的境界。   事实上，在日本的经济界、学术界乃至政府部门，近年来出现了强烈要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动向，他们频繁召开研讨会、讲演会，不断提出连篇累牍的报告、文章，实际上也在开展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这种在两国有如此众多学者和官员参与的、吸引着如此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公众关心的、世上罕见的“中日关系大讨论”，在主流上和本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共同探索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的21世纪“中日关系新范式”的努力，（注：“中日关系新范式”一词引自庞中英在2003年7月8日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反映了两国广大人民要求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决不会停留于一时的“文人之间的‘口水战’”而有始无终，终有一天是会“感动上帝”的，是会开花结果的。   应该承认，近几年来，在中日调整各自的对对方国家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对日政策调整走前一步，显得更主动一些，而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有一些滞后，就像他们的改革一样。如果发展中日关系确是大势所趋，那么，就不必过于计较“谁先主动谁后主动”、“谁主动多一点谁主动少一点”、“主动早了多了会不会吃亏”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该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继续保持主动姿态，积极推动两国间的政治对话，努力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回顾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过程，确曾交替出现过“一方主动而另一方响应不够”的“主动不同步”现象，致使发展两国关系的机会不止一次地失之交臂，也使中日双方都产生了“由于己方主动反而招致陷入外交被动”的担心，在对外交行动的时机把握上更加迟疑不决。然而，既然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那么，更多的主动性展现给国际社会的恰恰是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大国胸怀和大国风度，谁主动谁更得人心；反之，谁想利用对方的主动在外交上卖乖占便宜得寸进尺，谁就会失掉人心，只能落得个“损人害己”的结果。   　　二、对日关系新思维的10个特色   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针对对日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谏言。可以说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对日关系既是最敏感、最棘手的一 对双边关系，又是最需要提出新思路、新谏言的一对双边关系。那么，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新”，究竟“新”在哪些地方？笔者冒昧地归纳出以下10点，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高见。   第一、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认清中日战略利益的新交汇点。   不少学者认为，当今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经济‘热’，政治‘冷’；民间‘火’，官方‘温’；捷报频传，而又风波迭起”的复杂局面，一个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是“冷战时期促使中日两国彼此靠拢、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注：吴寄南：“中日关系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国际问题论坛》2003年第1期。）换句话说，中日之间出现了“促使两国彼此靠拢”、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的“缺位”。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解释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解释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变化。   然而，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9·11事件”、抗非典斗争以来，非传统安全地位明显上升，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也包括中美之间一度出现的“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的‘缺位’”正在被注入新的内容，新的“填充物”。这个新的内容和“填充物”就是对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需要。事实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非传统威胁的破坏性和复杂性大大超过传统威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威胁比传统威胁更带有全球性、传染性和扩张性；非传统威胁与传统威胁很可能相互交织、转化。有鉴于此，非传统威胁的严重性至少大大超过冷战时代“来自北方威胁”的严重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政治家终将会认识到“携手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必将超过、至少不低于过去“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中日间“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与冷战时代相比即使说不是更强至少也不会比冷战时代更弱。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从对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进一步肯定并提升发展对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依据反恐与抗非典所体现的非传统威胁严重性日趋上升的新形势，努力扩展中日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   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与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非典、环境恶化）。所谓“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人为因素”所致，是来源于人 与自然的关系的安全问题，是自然对人类加害于自然的种种行为的惩罚和报复。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病态就是，人类往往把自然撇在一边，一味热衷于人类内部的争斗，不惜为此践踏自然，最后遭到自然的严惩。   非典的流行再次警告人类，为了克服人类所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等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冷战时代被忽视的、冷战后的今天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来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安全问题提到最重要日程上来，向科学技术进军，向更加健康发展的人类新文明模式进军，开发出能使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的科技手段与文明模式。这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需要全人类携起手来通过共同奋斗解决的问题。而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环境、资源问题这些人类的真正“大敌”撂在一边不管，就难免滑向将整个人类引向无穷灾难、以致永远得不到子孙后代饶恕的错误和罪恶的深渊。   显然，对付比传统威胁更具破坏性、扩散性、危险性的非传统威胁，不仅是中日关系的“战略基础”，也是中国发展同美、欧、俄、印以及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在冷战结束不久的那几年国际社会一度盛行的推动“大国关系良性互动”和“确立中美日俄四极关系”的主张，以及在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与周恩来总理两次讨论过的“中日美苏和平同盟”的梦想，（注：石桥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在1956～1957年曾任日本首相。1957年1月石桥因病辞去首相职务后，提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并为此而积极活动。1957年9月，石桥不顾自民党内外的强烈反对、在病后行走不便的情况下启程访华，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周恩来——石桥湛山共同声明》。石桥曾向周总理陈述了他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对此，周恩来回答说：“其实我也早有这样的想法”。1963年石桥再次访华，又一次同周总理谈起“和平同盟”构想，他说：“我问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有无变化，周恩来回答说他的想法没有改变，但补充了一句：‘中国方面没问题，问题在美国’”。与此同时，石桥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美、苏两国首脑直接或间接地陈述和转达他的“和平同盟”主张。但是，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之下，石桥的“和平同盟”构想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都可能成为今后推动中美欧日俄印等大国在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基础之上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宝贵思想财富。   从中美日对《京都议定书》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看，从地区性非 传统安全问题在所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猖獗、油轮泄漏等）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事实看，在文化（东方文化）和地缘方面十分接近的中日之间显然比中美之间有更多共识、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不管政治家今天的认识水平如何，共同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需要必将成为连接21世纪中日关系的强韧纽带。   至于在传统安全方面，在中日双方不能达到互信的状况下，就会特别关注对方的力量发展和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图，一方面中国会对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动向感到必须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日本也会对中国这个邻近大国的实力增长表现敏感，担心这种发展会打破原来国际关系的平衡，对自己形成威胁。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主动意识到自己的发展和崛起对周边邻国、特别是在不同方面“小于我国”的那些周边邻国的影响。邻国因为我们的发展和崛起而产生戒备心理，担心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国家富强起来会欺负他们，报复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难免的，是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还不够的表现，对此我们应该做好“增信释疑”、“化解疑虑”的工作。对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极尽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之能事，我们则必须提高警惕。总之，对一般人因中国崛起而心生疑虑与少数人故意制造“中国威胁论”必须加以区别。   在日本方面，近年来的一些动向不能不引起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比如战前思想的部分“回潮”；主张以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力量日益抬头；《有事法制》在日本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和平宪法》有趋于“空洞化”的危险等等，我们十分理解并坚定支持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针对日本“军事大国化”所产生的担忧和所进行的斗争。但是，不宜将日本欲做“军事大国”、“普通国家”（即主张日本拥有“普通国家”该有的一切，包括军队）与“复活军国主义”等同起来，更不宜作出“日本正在成为新的侵略战争的策源地”的判断。总之，中日两国应该以对等、正常、实事求是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发展，不要陷入“你说我是威胁，我说你是威胁”的相互指责当中，应该相信十六大关于“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的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相信日本人民是会作出继续走二战结束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的，依据这两个基本判断，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可能而且应该不断拓展中日两国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确立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和建立地区 性相互安全信任方面，中日两国亟须加强合作和对话。   无论是对付传统威胁还是对付非传统威胁，都是为了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在1998年签署的中日《共同声明》中，我国已经同日本达成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的共识，今后需要真正将这种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中日两国必须形成的共识是，在“和则两利”和“斗则俱伤”这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和”不仅是指中日之间不要再打仗，不要搞军备竞争，而且也包括中日都不要卷入第三国针对对方国家的“斗”，同时也要为实现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本地区之“和”（即确立地区安全机制）而共同努力，加强磋商；“利”不仅是指“和”可为中日各自的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且也包括“和气生财”，即在“和”的环境和气氛之中推进两国平等互利的合作。至于“斗则俱伤”似乎无须多说，因为现代战争的特点不仅与一百多年前大不相同，而且与六七十年前也大不相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仅意味着合作起来很方便而且也意味着加害于对方也很方便，特别是现代战争技术已经使加害于对方的国家不可能不受到立即的报复，如果我们两大邻国再爆发战争，那必定是“双输”，而且肯定是“输”得非常之惨。或许可以说，“中日不再战”是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   第二、根据“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正确把握中日关系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框架中的定位。   “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方面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恐怖主义正在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这促使美国看清了谁是真正的敌人，不能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中力量对付真正的威胁。这种背景有利于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为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至少不会形成对抗关系，而在中美不对抗的前提下，以日本对美追随为特征的日美关系也就不成为中国的对立面；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这两者之间不形成对立的或“反比例”（日美关系越紧中日关系越坏）的关系；日本同美国结盟并不妨碍中日之间也可以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有鉴于此，我们既没有必要把中美关系估计得过于悲观而设想“乞灵于”中日关系；也没有必要把中日关系估计得过于悲观而设想“乞灵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 险恶，也不要总是担心“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我们的对美政策。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都是“双方互动”的过程。今后我们完全可能促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发展中日关系“并行不悖”的局面。   冷战结束以来，日美同盟尽管趋强，但它终究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依靠一种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连结力”来维系，如果中国坚持不同美国对抗，并努力改善中美、中日关系，就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的“连结力”；反之，如果中国同美国对抗，恰恰是对日美同盟的一种“帮助”，有利于日美加强它们之间共同对敌的“连结力”。伊拉克战争前后，日本加快了“英国化”的进程，日美同盟关系更加牢固。（注：2003年5月下旬小泉首相访美，声称日美关系进入了自美国人佩里150多年前踏上日本国土以来的“最好时期”，“日美两国完全站到了一起”（引自《光明日报》2003年5月26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对日关系或许可以稍许减弱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的力量，中国发展对美关系或许可以稍许减弱美国对中日接近的制约作用，但中国不可能借助发展对日关系来牵制甚至“离间”日美关系（尽管日美之间也会存在矛盾、对立和摩擦），这是因为中日、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与日美同盟的牢固性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这也是因为日美两国的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不能不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这些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第三、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是国际格局多极化使然。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现实必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这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中国不能不接受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事实，正如日本不能不接受中国走向“经济大国”的事实一样。   二战后，长期遵循“吉田路线”、推行“日美基轴主义”的日本，其外交在本质上是“中等国家(MIDDLEPOWER)外交”。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佐藤荣作内阁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曾提出“非核中等国家论”，直到1983年中曾根才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此后，做“政治大国”成为日本在实现“经济大国”之后的一大夙愿。但是，在日趋紧密的日美同盟之下，日本尽管有做“政治大国”的愿望，其外交在本质上依然摆脱不了对美从属的“中等国家外交”的境界。最近，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日本进一步成为美国单 边主义政策的主要追随者之一。   但是，如果说日本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那倒也不尽如此。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日美关系中既然有美对日控制的一面，就必然有日对美反控制的一面。日本不是美国的一个州，日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利益与美国利益的关系既非是完全重合的关系，也非是后者包容前者的关系。然而，“独大主义”膨胀的美国，在对日本颐指气使之际，大有把日本利益当做美国利益的一部分的气概，这就不能不引起日本的不满。而随着日本越来越倾向坚守自身的国家利益，日对美的独立性将会日趋明显。近年来日对美废弃其对“京都协议书”的承诺，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等单边主义行为是有所保留的。日本拒绝美提供“情报保护伞”，自行研制和发射侦察卫星，小泉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也是日本试图推行独立外交的尝试。至于日本利用反恐和伊拉克战后处理向海外派兵，也并非完全是“为了美国”，而是有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此，尽管日本有对美从属的一面，但也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日本乃美国附庸”。   当今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虽与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在不少地区“热点”冲突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日本在推动签署防止地球温暖化的《京都议定书》和全面禁止对人地雷条约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日本也是仅次于美国，向联合国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是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   可以认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与日对美独立性的增强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对日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是不会高兴不会支持的，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会逐渐变得不那么“紧跟”，不那么听话，甚至成为像某些欧洲国家那样的虽为美国“友邦”、“盟国”却敢于顶撞美国的国家。   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符合多极化发展趋势，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使然。换句话说，在日本做“政治大国”、增强对美独立性的主观愿望背后，是世界多极化趋势这个客观规律的必然作用。   中国对外战略是坚持重视联合国的作用，推进多极化。日本走向政 治大国作为多极化的一个体现，中国没有必要多加牵制、而且也牵制不住（正如日本牵制不住中国走向经济大国一样），我们宜采取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协调的方针。中日两国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基于共同的“亚洲意识”和“地区主义”战略，在政治上有着相互支持、协调的需要，这不仅可增进两国利益而且有利于提升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日本曾给予中国很大支持，并且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协议的国家。在1989年西方国家对“六·四”风波后的中国实施“制裁”问题上，也是日本在1991年初首先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了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时任大藏大臣的桥本龙太郎是“六·四”以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部长级官员，在桥本访华期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曾表示：“我们很赞赏你这种勇敢的行动。”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使用了“勇敢”一词，是因为日本国内一部分政治家和官僚曾担心日本首先恢复对中国的日元贷款，会刺激美国国会，并对日美经济摩擦产生不利影响，还担心日本在西方国家中表现突出，会被欧美各国视为“无原则国家”。   在政治上相互支持，也有一个时机问题，这就是在对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支持。例如在1991年初日本恢复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之际，日本政府的考虑是，当年将召开的“西方发达国家会议是一个分界线，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恢复对中国的日元贷款，其效果是不一样的，既然迟早要恢复贷款，考虑到对今后日中关系的影响，迟做不如早做。”其用意就是，预计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议以后，西方国家都将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日本到那时再恢复对中国的贷款，其外交效果将大打折扣。   反过来说，中国对日本提供政治支持，也需要考虑选择时机、效果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协调。至于在何时、在何种具体问题上给日本提供什么政治支持，这完全是“外交技术”问题，恐怕不属学者研究的范围。总之，中国乐见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目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大致相当，都可能在日渐形成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时，世界多极化包括双重意义，其一是国家层次上的多极化，其二是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比如欧、美、亚等各成一极）。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地区的振兴，必将为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作出贡献。总之，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程上中日两国是有共同语言的，是可能做到 相互协调多于相互牵制的。   第四、继续推进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一环的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多增加一些大型合作项目以便充分发挥中日经济互补性的潜力。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十六大明确主张要“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而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继续推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环的中日经贸关系，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这两个领域将中日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正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我们既要增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推动作用，又要尽量减少中日政治矛盾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还要理性地对待两国间的经贸摩擦，避免经贸摩擦发展、上纲到政治摩擦。总之，要将中日政治、经济矛盾给中日两国和最广大人民（包括子孙后代）本应获得的“经济合作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减至最小，要通过发展中日政治关系来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需要减少政治矛盾对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或减少经贸摩擦对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时，宜实行“政经隔离”；在需要利用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的促进作用或利用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时，宜实行“以政促经”和“以经促政”。   对中日经济互补性的分析表明，中日之间开展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十分有利于将中日双方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达到更佳的“双赢”效果。特别是在中国迎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和开始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两国搞一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与大型建设项目的需要更加凸现，而对中日大型合作项目进行评估时，基本上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以经济技术合理性为依据，而不宜过多掺杂政治、感情的因素；应首先考虑这种合作给本国带来什么利益，而不必为这种合作是否让对方占了便宜、是否在“帮助本国的竞争对手”而过虑。   第五、要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之下，以更有效更科学的方法解决好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邓小平说过，中日“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既然是指“我们之间一切问题”，当然也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当然也意味着发展中日关系（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如果中日因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弄僵了，形成两国“谁也不理谁”的状态，那么中日间的其他问题还怎么解决 ？其中很多问题是耽误不起拖延不得的。比如，历史问题至少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当年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化学武器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如何清除毒弹，日本要对此负责。如果因为历史认识问题闹得两国领导人“谁也不理谁”，岂不是给日本逃避责任提供更多的缓冲机会？此外，中日在经济、金融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与抗非典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方面，都有大量的、耽搁不起的对话课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历史认识这一个问题而耽搁了其他更多、更紧急的问题的解决。   就历史认识问题本身来说，它显然也不可能在两国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两国间不断交流与对话、通过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入，才能使历史认识问题不仅在领导人的表态上，而且在两国广大人民的心里真正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宜将历史问题看做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不宜说“中日两国只有在历史问题上达成一致、有了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在中日间存在的众多问题中，不宜以其中一个问题的解决作为为解决其他问题开展对话的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而不是只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注：引自张沱生在2003年7月8日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国际争端、国际事务上都强烈呼吁当事者要保持冷静，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那么，这种主张当然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处理对日关系，处理对日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中止高层对话甚至“隔绝”，正是日本右翼所求之不得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永远否定、美化、隐瞒侵略战争历史，阻止日本人民通过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来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   包括历史问题在内，解决中日间的各种问题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都必然是斗争与妥协的结合，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是与发展两国关系的“过程”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两国关系的发展，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也就失去了依托。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对中日间出现一些摩擦不必大惊小怪，从一定意义上说，摩擦或许正是达到相互理解的必经之路。毛主席说过，中日间是“不打不成交”，如果1972年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不是“又打又交”，而是“只打不交”甚至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的田中角荣“下逐客令”，那就没有“中日联合声明”，没有中日复交，就没有尔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当时我们的整个国家战略就会被打乱。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不能一遇问题就“ 气炸”，就相互不理。   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应该首先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日本人民并没有否定历史，但在一部分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厌烦”、“不愿提过去事情”的情绪，对受害国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轻人之间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人们担心日本年轻人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不利于未来日本通过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的方向，这应该说是出于对日本的一片好心。但是，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饶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在对少数右翼作斗争的场合，则要坚持原则性，也要讲究策略，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打政治仗，这样反而让一贯喜欢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机扩大其市场和影响。至于对个别政治家为了表现自己“敢作敢为”、争取选民支持而做一些出格、怪怪的事，有时可以不予理睬，嗤之以鼻，不帮他争选票。   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脱颖而出，走上政治聚光灯照耀下的日本政坛。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新生代政治家对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吃惊，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   小泉首相或许正是所谓“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了争取部分选民支持和迎合国民期盼强势政治家出现的心理，利用“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其制衡功能日趋减弱的局面，在担任首相后不到两年内3次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强烈的“我行我素”、“敢于说‘不’”、“敢做别人所不敢为之事”的政治风格，引起了包括中、韩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使中日政治关系陷入低谷，高层互访基本中断。但是，我们在批评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时，也要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比如他主张加强中日合作（在2001年4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小泉在四个候选人中最明确提出“日中友好”），一再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主张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范围推进 日中经济合作，作为日本保守党领导人第一个去卢沟桥反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等等。今年5月31日中日领导人在离双方国家数万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实现了今年第一次、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中日高层对话，正说明我们十分重视维护中日双方业已确立的两国间高层会晤、政治对话与磋商机制，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恢复对话的高度灵活性。日本媒体将中日领导人的这次会晤评价为“新型日中关系的开端”。（注：《东京新闻》2003年6月1日。）   毛主席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日方来说，“正确认识历史”的主体是日本人民及其政府，换句话说，我们期待的是日本人民及其政府来“正确认识历史”，这个行为主体是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而从现状看，当今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尽管比起过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最终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相信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恶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   在如何处理历史认识问题上，韩国总统卢武铉最近对日本做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与小泉首相商讨了韩日间的具体而紧急的课题，加强了韩日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关注。韩国是和我们有过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韩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一方面又不耽误韩日领导人及时商讨两国共同面对、亟待解决的课题。尽管卢武铉总统因为访日计划“择日不当”而受到国内舆论的批评，但作为面临堆积如山的内外课题的一国当家人，在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关系上，应该说是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尽管韩国民众的情绪决不在中国以下，但卢武铉总统还是迈出了“面向未来的务实外交”的坚定步伐，这说明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不管在一时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总之，我们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不要总是为这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摩擦不止，努力跨越历史问题的障碍。世界各国的外交实践表明，良好的外交状态应该是“安静、务实、以大局为重”，而不是忽而 热烈拥抱忽而吵吵嚷嚷。既无须搞“蜜月外交”，又不必搞“赌气外交”。   第六、排除感情因素，对日本的现状、实力及其未来走向进行实事求是的估价，力求做到准确、客观。   实事求是地估价日本是我们制定对日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会对整个中日关系乃至人民感情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对日本经济，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是一个客观事实，既不是人家在那里故意“哭穷”，故意“隐瞒经济的真相”，也不是“老虎扑上来之前的后蹲”。但是，从经济技术实力看，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科技竞争力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海外纯资产、外汇储备和个人金融资产位居世界第二，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亚洲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多。日本还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在诸如人员素质、环保和公共卫生水平、产品和服务质量、企业重组、全民和产业的信息化程度等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诸多方面，也有很多指标领先于世界。因此，不能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而认为日本经济已“走向没落”、“一无是处”、“已被淘汰出局”。不要带有情绪地故意抬高或贬低、夸大或小看日本，进行偏离客观事实的舆论导向，而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客观准确地估价日本经济现状，要把经济形势问题与经济实力问题区分开来，更不要在评估日本经济状况时掺杂进政治和感情因素。   关于日本的综合国力，我国的学者进行了各种估算，尽管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不大一样，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总能向一个比较准确、客观的结果逐步接近。不久前看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报告，该报告对美、中、日、印度、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分别估算为22.785%、7.782%、7.749%、4.365%、2.808%。（注：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如果以此报告为依据，那么，可以认为(1)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非常接近（为1比0.996）；(2)在综合国力排名中占第2至第5位的4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总和(22.704%)仍不及美国一国的综合国力(22.785%)；(3)从1980年至1998年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幅度(3.046)为同期日本综合国力提高幅度(1.712)的1.779倍，目前正是上升中的中国与相对停滞的日本在国力对比变化过程中“擦肩而过”时期。可以说，这三个事实构成了影响中日关系变化的基础性因素。    第七、对中日复交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应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有一种估价是，中日关系处于“复交以来最坏时期”，其依据是在两国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在中日两国“对对方国家持好感的人数比例”大幅下降。另一种估价是，中日关系处于“中日交往两千多年来的最佳时期”，中日两国经济已经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依据是从2000年以来两国贸易额、日企对华直接投资额以及两国间人员往来规模均一再创历史新高，特别是有十几万日本企业人员及其家属长期扎根于中国，与中国人一起从事经营与生产活动，“中国货”与“日本货”已经相互渗透、结合，以致有人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只能反映出他对经济全球化现实的无知。此外，两国的地方交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展现出良好势头，到2002年12月为止，两国间的友好城市数量达到了289对。总之，当今中日经贸、人员交往、地方交流的规模实乃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的现象。   应该认为，中日关系“处于复交以来最坏时期”和“处于有史以来最好时期”这两种估价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应该坚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估价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既要看到两国政治、经贸关系领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摩擦，又不应低估两国间大量的、日常的、民间的和生产性的密切交往的巨大份量，更需要看到如果不是在政治关系方面存在“发展的瓶颈”，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水平可能比现在这个状况更好更活跃，给两国带来更大利益。与此同时还需指出，在评估两国关系时，“中央领导人互访”固然是重要的标志性因素之一，但也不宜将这个因素看做是估价中日关系的唯一的标志，因为中日关系已经形成为多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层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其他民间部门）的“多元、多层、立体”关系，特别是中日企业合作与中日地方合作已构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从“利益是中日关系的基础”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相信随着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日共同利益日趋认同，随着中日共同利益因为两国合作进展而日趋显现并扩大，中日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中日关系的前途应该可以感到乐观。当然，由于政治、经贸等领域发生摩擦，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波动起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不至于因为一时的摩擦而发生改变，两国完全有可能避免“因为反复的历史摩擦、感情摩擦而从根本上动摇、恶化两国关系”的可悲结局。    第八、日本是追赶欧美、实现工业化的最大成功者，既然我国仍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发展途中，那么，日本追赶欧美、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尽管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国际上对日本经济的评价有所下降，然而当今日本经济存在的不少问题，在中国经济当中也存在，日本在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日本加快推进信息技术革命、重视环保和公共卫生、重视能源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重视。中日都是“改革中国家”，应围绕如何解决各自发展和改革所面临的新问题多开展一些相互交流与借鉴，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因为别人夸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沾沾自喜，我们要力戒骄傲自满，在国际社会上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虚怀若谷地学习他国长处。   第九、中日间应该成为能容得下对方善意批评的友好邻邦，不应对对方的批评过度敏感，对每一句话都猜疑背后是否藏有恶意。当然，批评要“与邻为善”，要实事求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就不是“与邻为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此同时，中日两国政府也应认真听取本国国内有识之士呼吁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谏言，防止出现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围绕中日关系的讨论十分热闹，中日关系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永远也争论不完的话题，甚至相互成为两国内部的国内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关切、参与有关中日（日中）关系的讨论，这在本质上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外交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我们在这种讨论当中既可了解到民众的情绪，又可吸取到民众的智慧（我们自己也是民众的一份子）。   需要指出，现在中日之间不是战争和对抗的年代，因此不宜给那些为国家利益着想、敢于在最棘手最敏感的外交问题上提出铮铮谏言的人们随便扣上“卖国贼”或“×奸”的帽子。在国际关系上只有当两国处于敌对、交战状态时，亲对方国家的人才被说成是“卖国贼”或“×奸”。比如就美日关系而言，在美国政界、学界中就有一批“亲日派”，但这仅仅反映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更加重视、接近日本，不仅跟什么“卖国不卖国”根本扯不上，而且也不带有什么贬义。然而，在中日之间，“亲日派”、“亲中派”不仅具有贬义甚至成为罪名，这只能说明虽然两国外交关系早已“正常化”，但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仍然“极不正常”。    最近，中国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被日本大肆炒作”，其主流恰恰表明在日本出现了空前的“重视中国”的气氛，表明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日益成为日本广大国民的普遍关切和要求。关于中日（日中）关系需不需要发展和如何发展的大辩论，已经扩展到中日两国之间，两国的经济、政治、学术等各界人士都在为如何突破中日（日中）关系的瓶颈而“费尽心机”、贡献智慧。除去在这场大辩论中“浑水摸鱼”的日本右翼之外，应该承认参加到这场辩论中来的中日双方人士都是出于善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对中日双方都有利的两国关系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文章在国内，特别是在网上受到了一些批评，这种批评（除去一些人的谩骂）完全是正常的，批评者完全有进行批评的权利，当然被批评者也完全有反批评的权利。忠言往往逆耳，一时得不到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的理解是很自然的。这里，笔者想对某些批评者经常使用的一些说法提出商榷。这就是不少批评者批评有些中国学者的文章“使日本方面如获至宝”，“是替日本说话”等。这种说法令人感到它依据两个逻辑，第一个逻辑是“中国和日本是完全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从“中日对立”的逻辑出发又形成了“替中国说话”和“替日本说话”的对立，人们要么选择“替中国说话”的立场，要么选择“替日本说话”的相反立场。第二个逻辑就是“日本是铁板一块”，“日本方面”都是反对中国的，至少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因此中国学者的话“使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至少是“站错了立场”。   但是，这两个逻辑是不成立的。首先，在中日复交以后，中日关系不再是“对立的、敌对的”关系，这意味着“替中国说话”和“替日本说话”完全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替中日双方说话”、“替中日共同利益说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却越来越大。其次，鉴于日本国内既有对华友好的力量，又有对华不友好的力量，我们的学者的话“使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就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是“使日本国内对华友好的力量如获至宝”，那就应该说是好事；如果是“使日本国内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如获至宝”，那就应该提高警惕，要注意防止自己的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总之，我们的学者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对日关系方面提出自己的积极建议，应该说是体现了作为中国公民的可贵的责任感和勇气。   第十、发展中日关系也需遵循十六大提出的广泛开展民间外交，通过增进人民间的友谊来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张。当今中日关系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一方面政治、外交方面问题不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财物跨国流动的“门槛”日益降低，以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日趋发展，一个“以民为主”的中日广泛交流时代正在到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两国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成为推进中日关系的两个轮子，“友好”所象征的精神力量与“合作”所产生的物质利益正在通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良性循环，促使整个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   在发展民间交流的过程中，特别要重视发展迄今为止仍十分薄弱、与经济交流极不相称的两国文化交流，其中特别是两国媒体之间的交流和教育的交流，把文化交流、媒体交流和教育交流等作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重要手段。人们期待两国的媒体为中日关系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在传递有关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的信息方面做到更加全面准确、更加“向前看”和实事求是。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能否友好相处，能否正确对待两国的历史（包括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大约半个世纪的不幸历史以及两国复交后的友好交往史），关键在于教育。现在日本每年有大约4～5万名中学生到中国来进行“修学旅行”，是一件值得坚持并扩大的好事情，而且应该发展成为中日中学生双向的“修学旅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启动由中日两国学者（进而吸收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参加）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的计划。   文化交流是双方友好往来的重要载体，也是相互沟通的最佳媒介。在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交流对中日关系的促进作用方面，一位日本教授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他说：“日本的年轻人批评现今‘日中友好活动’存在着‘形式化’的问题，总是讲一些老话套话，年轻人已经听腻了。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不同年龄的日本人之间的‘代沟’，不要总讲一些老话套话，应该在中日交流中注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鲜内容，大力发展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给年轻人以新意和新鲜感。日中之间需要有新鲜感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新大众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这种相互交流和学习可产生很好的效果。”总之，无论是在民间交流还是在文化交流中，应该十分重视中日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努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理想。   　　三、经济利益：中日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    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既有相互重叠、交汇的部分，又有相互矛盾、冲突的部分，通过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两国利益的相互重叠、交汇部分大于相互矛盾、冲突部分（当然其中也有表面重合实际冲突、表面冲突实际重合、眼前冲突长远重合的部分，需根据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就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这就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之所在。   一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更确切地说是“物质基础”）和核心（这种说法仅限于“以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的国家”），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与此同时，利用表1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析，也可证明中日两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也有交汇之处。   　　   注：所谓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猖獗、油轮泄漏等；所谓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疫病流行、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温室效应、海洋污染、森林面积缩小、酸雨和沙漠化等等。   当今中国仍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伟大事业，既然身旁有日本这样的先进工业国，一个通过对欧美的追赶而成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最大成功者的国家，那么，如何利用和借鉴日本的工业化技术和经验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就成为我国发展对日关系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对于进入经济低增长期、亟须进行改革却又步履维艰的日本，更需要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吸取增长的活力和改革的动力，这又成为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日两国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拥有优势；日本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通过发展中日经济合作，促使两国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促使两国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换句话说，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   中日经济利益包括三个层次，其表层（利益表现）包括贸易利益、投资（或接受投资）利益、接受援助（或提供援助）利益、环保等方面 的利益；其中层（利益获得者）包括企业利益、政府利益、东亚地区利益、对全球的贡献；其深层（利益本质）包括先进生产力发展利益、先进文化发展利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子孙后代利益。   　　   与此同时，中日经济利益的交汇点又可以分为：(1)以“互利”为特征的经济利益；(2)表面有些“冲突”而实质“互利”的经济利益；(3)看似“给予”实为“互利”的经济利益；(4)双方不分你我的共同利益；(5)双方所在的地区合作利益；(6)非物质形态的共同利益等6个方面。下面就从这6个方面来作一分析。   第一、贸易和投资——典型的互利领域   从1972年到2002年，中日贸易额从10.4亿美元增加到1019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近100倍。从1992年以来，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连续7年成为日本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金额占其全部进口金额的比重达到18.3%，超过美国的17.1%，历史上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呈持续增长势头，就国别而言，日本是中国吸收外企直接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来源国。   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其中给中方带来的利益主要是：(1)通过从日本进口技术和高技术商品（特别是机械设备）等，引进了为中国工业化、信息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特别是通过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实现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培养等等在内的“广义的技术引进”；(2)引进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3)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进展，需要有更大的市场来吸纳中国的工业产品，而向来以进口中国的农产品及其他初级产品为主的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成为吸纳中国的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00年达到81.8%，2002年机电产品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对日最大出口商品）。   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日方带来的利益是：(1)经济增长迅速的中国为日本制造业及其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特别是在日本经济低迷 的形势下，对华出口增长成为支撑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目前日本对我国大陆、香港的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15.7%，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预计到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将与对美出口持平，这意味着从外需方面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的份量将日益接近“美国因素”的份量）。(2)中国向日本出口大量的价廉物美的工农业产品，给日本广大消费者带来实惠，成为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状态下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明显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3)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这会导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又由于在中国从事生产和经营的日资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是属于日本的（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80%出现盈利），这又会增加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企业利用其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在日本国内更多地发展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又起到了促进整个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总之，日企对华投资起到了增加日本出口、增加日本GNP以及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这三方面的作用。   事实证明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有利于促进两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两国先进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增进两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总之，应该积极肯定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意义。   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也符合十六大关于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的主张。事实证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两国间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日趋兴起的网络型经济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对日的工农业产品出口——表面有些“冲突”而实质“互利”的领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主要向日出口原油、煤炭等能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对日工业品出口迅速增长，日本日益成为吸纳中国工业品的重要市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向日本大量出口廉价工业品，使日本国内制造同类产品的产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冲突”背后，必须注意到以下两个事 实：其一，中日贸易品的竞争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夕阳产业”（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正如日本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主要是在其‘夕阳产业’部门同中国形成了竞争关系，也可以说日本是在自己产业的失败部分同中国形成了竞争关系。这种失败对日本是‘好的失败’，弱的部门失败了，其‘溢出的’经营资源被成长部门来吸收，这对推进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改变其‘高成本、高物价经济’很有利。”换句话说，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之间的某些表面的局部的“冲突”也许会在日本方面引起一时的局部的“阵痛”，但归根到底会促使日本国内的经营资源从“夕阳部门”向成长部门转移，推动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强其作为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特别是机械、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世界供应基地”的地位。其二，统计表明，在中国从事对日出口的企业当中，有一半是“在华日资企业”；中国对日出口的工业品大部分是“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这意味着中国工农业产品对日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日日贸易”；中国工农业产品与日本工农业产品的竞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日日竞争”；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的某些表面冲突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日日冲突”。   早在1954年，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说：“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事情是会变化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搞不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这就是说，周总理早在近50年前就预见到“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之间可能出现所谓“冲突”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上述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发生“冲突”的领域及其性质，就不难理解周总理所说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句话是多么精辟而富有远见。   第三、日本对华ODA——看似日本“给予”实为中日“互利”的领域   对我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有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其中日本是对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以2000年为例，日本对华ODA占各国政府对华ODA总额的61.2%，超出了其他国家向我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总和。   日本对华ODA包括日元贷款、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三 个部分，此外日本还向我国提供了“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主要是能源贷款）等。至2002年，日本通过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1999年10月由“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而成），以日元贷款和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这两种形式向中国总共提供了约47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规模超过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这两家银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中也包含有日本提供的贷款）。（注：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支持项目的部分实例：(1)钢铁工业方面：宝钢一号高炉、鞍钢和武钢的连轧设备；(2)交通运输方面：京秦铁路、南昆铁路、北京新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各地的其他机场的新建或扩建、中国内陆地区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横跨长江的5座大桥（安徽省的铜陵大桥、重庆第二大桥、荆州长江公路大桥、黄石大桥、武汉长江第二大桥）的建设；(3)能源方面：先后3次向中国重要的石油、煤炭开发项目提供了能源贷款，总额约162亿美元，这些项目包括30个油田（其产量约占中国石油年产量的20%）和18个大型煤矿，如大庆、胜利、大港、中原等油田的开发，准噶尔露天煤矿、平朔煤矿、神府东胜煤矿等的开采及其运输设施的建设等，此外，还向“西煤东运”工程、陕京天然气管道、上海平湖石油天然气田、海南省天然气管道提供了融资；(4)信息技术方面：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即由日本电气公司NEC与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建设的中国国家战略性项目“909”工程）的建设、向90年代后半期建设的覆盖23个部委局、38个省份及中心城市、200多个地区的超大型信息系统工程——中国经济信息网(SEIS)提供融资用于采购高速交换机、局域网设备、服务器、工作站、计算机等；(5)环保方面：北京污水处理、支持“中日环境示范城市构想”（重庆、贵阳、大连）等。）   其中，特别是日元贷款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94、1995、1996、1997、1998年日元贷款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注：引自张季风：“从数字看中日经贸合作”，中华日本学会2000年8月举办的《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截至1998年3月，在中国大约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中，有4600公里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占总长度的35.4%；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利用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占大型泊位总数的12.8%；在中国大约1100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日处理能力利用日元贷款建成或正 在建设之中，占总处理能力的36.4%。   应肯定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并非是只对中国有好处，比如日元贷款有利于两国开展贸易和日企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和日企对华直接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利用日元贷款在秦皇岛建设运煤码头，主要就是用于向日本出口煤炭，这显然具有双方“互利”性质）；日元贷款又通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做出了间接贡献。既然发展经贸合作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双赢”事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显然也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双赢”事业。此外，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帮助中国加强环保更是关系到两国共同的、不分你我的环境利益。   第四、地区合作中的共同利益   21世纪世界经济将形成美、欧、亚“三足鼎立”格局，而要使亚洲真正成为可与美、欧并立的世界经济的一极，还需要作出巨大努力。为了实现亚洲的复兴和“作为世界经济的一极”，我们需要加快推进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形成，特别需要建立防范1997年下半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发的有效机制。加快亚洲合作、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亚洲各国人民几百年来所期盼的亚洲复兴的时间表。法德联合并带动整个欧洲联合的那种势头实实在在令亚洲人感到羡慕不已。人们期待中日两国也能发挥法德在推进欧洲联合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当然，这或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尽快启动这个过程，是亚洲的期待和希望之所在。除去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外，在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制、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机制、东亚反恐合作机制、东亚环境监测网络、东亚电子商务与物流网络等方面，都需要有中日合作来发挥牵头作用，而促进地区合作的共同事业反过来又可成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切入点”，因为如果中日两国能在一起做一件大事，大家忙乎起来，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用于挑起吵架的闲心和功夫就会减少。   需要注意的是，在地区经济方面，有些问题既可能向摩擦竞争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合作协调方向发展，比如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东亚能源问题等等，弄好了可能成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弄不好可能成为两国之 间竞争或摩擦的火种。对此，我们既要以平常心来对待竞争，又要尽量选择双赢选择合作。   第五、不分你我的共同利益领域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课题，也是包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在内的综合性课题，从当前来看，伴随各国工业化进展而日趋尖锐化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而在环境问题上，地理邻近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与课题。因为一部分环境污染问题带有地区性特征，比如酸雨物质的跨国旅行，谁也无法对之拒发出国护照。   十六大提出，我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决不能再走早期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弯路，我们要充分考虑我国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的基本特点，不断提高工业化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在这方面，日本高度发达的节能与环保技术很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总之，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等方面加强合作，必将带来属于整个东亚的巨大的环境利益。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这种利益是共同的、不分你我的、跨越国界的、融为一体的利益，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是比一般所说的“互利互惠”（着眼于两国各自的眼前利益）层次更高的利益，不仅属于两国和东亚各国的当代人，而且属于两国和东亚各国人民的子孙后代，我们要理所当然地去尽力争取。   环境保护事业是公共性很强的事业，但同时也是民间企业可大有作为的重要产业部门。但据估计，“十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共需7000亿元，其中仅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的投资约需5500亿元。可以预见，随着“十五”计划的实施，加之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主办2010年世博会，中国环保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环保产业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将成为中日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   第六、非物质形态的互利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伴随市场经济化的工业化”，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告别计划经济的中国急需掌握有关市场经济的 知识和经验，告别“农业中国”又使我们急需掌握有关工业化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在这个背景下，特别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二战后日本经济技术发展的经验教训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借鉴日本经济技术发展的成功经验成为中日经济技术知识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官员、学者频频出访日本进行交流和考察，两国还在各个层次上频频举办有关宏观经济与产业科技发展的研讨会。在中外经济技术知识交流方面，中日之间的交流之频繁之深入，可以说是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居“第一”。   除去政府间交流与学者间交流以外，中日两国还通过企业交流、人员交流、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来相互借鉴发展经济社会的经验教训。不少人还记得，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日本著名电视剧《阿信》曾影响了整整一代投身商品经济的弄潮儿。   第七、中日之间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是两国达到经济利益交汇、经济合作双赢的重要条件。   从全国平均水平看，仍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构成为54.3∶22.7∶23.0，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尽管中国的GDP可望在2020年接近日本但中国的人均GDP要赶上日本至少还需四五十年时间；从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电力消费量等有代表性的指标看，中国最近的数字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前半叶日本的水平。（注：引自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关志雄网页。）   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比日本大得多，因此，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与日本的差距显然比全国平均水平与日本的差距小得多。但是，从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看，中日差距也很大，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日本的1/27；（注：《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第22页。）中国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基本实现信息化的比例分别只有15%和5%，（注：《中国机电日报》2002年12月4日。）而日本大中小企业基本实现信息化的比例高达97.6%；（注：日本总务省：《情报通信白皮书》2002年版。）中国虽有80种重要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按产值计算，中国制造业规模仅为日本的1/4，名列世界第六位；从主要工业品的出口看，中国钢铁出口占世界钢铁出口的比重只有3.1%，远不及日本的10.3%；中国的机械、运输机械出口在世界所占比重只有3.2%，比日本的12.8%低得多；中国汽车及 零部件出口在世界所占比重只有0.2%，远不及日本的15.4%；（注：资料来源：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01）从体现工业化质量的一些指标看，中国少有自主开发的工业新产品，而在20世纪世界上出现的32项重大工业品的商品化中由日本实现商品化的竟有24项（尽管日本少有重要发明创造）；日本的研究开发经费占GDP之比多年来保持在3%上下，民间企业成为整个国家研究开发的主力，而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GDP之比在1998、1999、2000年分别为0.69%、0.71%、1%，（注：《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全国890多亿元（相当于107亿美元）的研究开发经费还不如国外一家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在中国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5%，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超过35%；中国每万美元GDP能耗比日美等发达国家高4倍多，工业排放污染物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经济参考报》2002年4月16日，第1版。）从中日相互间工业品出口的比较看，2000年中国向日本出口额最大的前5种商品是：妇女衣料（非针织品）、针织筒形布和套头衬衣、男西服和夹克、原油、T恤衫等；日本向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前5种商品是半导体、产业用机械、半导体制造装置、办公设备零器件、电视机、收音机及雷达设备用的零部件等，这说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品，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高技术产品，双方相互出口的品种依然处在不同层次上。总之，各种数据表明中日两国尚处在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两国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   总之，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日经济合作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主要交汇点，是两国关系的长远、坚固、真实的基础。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过程及其效果，可有力地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改善两国国家关系的政治氛围。在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和谋求两国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中日双方完全可能演绎出更多的共同思想、共同观念和共同语言。中日两国政治家的意识终将跟上两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两国人民利益的要求，以两国实际利益和两国对振兴亚洲的历史责任为立足点，最终实现周恩来所说的中日“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伟大理想。    　发布单位：抗网编辑部　编辑：admin　[写信到编辑信箱]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窗体顶端　姓名：　验证码：　评分：1分2分3分4分5分　评论内容：·窗体底端·严禁发表危害国家直面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当前中日关系 一， 历史问题与现实因素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概略而言，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如在华化武遗留问题、民间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二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主要是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包括战争起因、战争性质、战争责任、道歉谢罪、杜绝再现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三是与历史认识直接关连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其中，核心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另两个问题的处理，更关系到以史为鉴，健康发展中日的未来关系。故一般言历史问题即直接是指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又由于后两个问题的紧密关联，所以一般也认为后两个也同属历史认识问题。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正确认识历史是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时即指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充分认识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乡和敏感性，以负责的态度对过去那段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认真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这一立场一贯为中国政府强调。历史问题所以形成，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1，美国的责任。冷战年代，美国出于对苏战略需要，对军国主义整肃不彻底，甚至允许战犯重新任职，造成此类人一有机会就跳出来翻案。同时，天皇制的保留，也必然不利于日本的反省。2，日本政府的责任。由于战后存在对日本保守派有利、容许战争责任暖昧化的国际环境，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种双重标准：对外在对日和约中以所谓接受东京审判的形式承认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争的责任，以获得作为美国盟国的地位，对内，则事实上否定、不追究战争责任问题。3，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一方面由于神道教与武士道背景使得日本人往往对历史缺乏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国家缺乏包容性，民众有明显的跟风心理。另一方面，日本人往往有耻感文化无罪感文化。再加上“帝国意识”仍然存在，优越感根深蒂固，而且由于遭受美国核弹攻击“受害者”心态更甚于“加害者”意识，妨碍了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反思。4，伴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其成为政治大国的思想抬头。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尤其是中国国力快速增长的今天，日本政府更有意地将历史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一种手段。由此看来，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从中国与东亚其他各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反映来看，同样是如此。冷战时期，历史问题虽一直存在，但总体而言或多或少被掩盖，国际反应也并不如现在如此激烈。原因主要在于：1，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对付苏联，“内部”矛盾往往受到世界格局的牵制。2，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前主要专心于经济，自中曾根康弘方真正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正是自这时起，日本的历史问题就特别容易引起周边的激烈反应，也正是中曾根开创了现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3，在八十年代，受两极格局制约，日本政府往往在历史问题上尚能表现为一定的自我“克制”，例如，在1982年中曾根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随即宣布不再在位期间参拜，并且此后十多年日本要人以“私人身份”参拜时也往往避开8月15日这个特殊日子。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也曾一度出现过积极变化，如1993年8月23日，细川护熙在就职后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注意：是在“施政演说”中，非国际场合，尤其非双边的书面情形）中表示：“过去，我国的侵略行为（注意：仅仅表示是“侵略行为”，而不是明确表示是“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给很多人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为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也发表了对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的讲话。但总体来看，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仅远未达成解决，反而自此不断后退。比较突出的有：1，不断有日本政界要人“失言”，否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即使有人公开承认侵略战争性质，也可能并不包括“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侵华战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甚至公开发表中国最好分裂为六个国家这样赤裸裸的言论。2，小泉任日本首相后，更进一步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了（已先后四次参拜）。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安倍晋二还强调：“重要的是要连续参拜下去，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就不至于每次都提抗议了”，侥幸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的反对力量就将习以为常。3，教科书问题。教科书问题一直存在，从战后初年“国定”还是“审定”（指教科书由国家统一制定还是由民间制定而由国家审定）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审定57年度教科书时就发生了八种教科书因所谓“偏向”性问题“不合格”的事情，时称“F项清洗”）。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情况变化，日本右翼又开始了一轮（战后第三次）“修改”教科书的恶流，且声势之猛，为前所仅见。主张修改教科书的团体更始形形色色，这些团体主要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自由主义史官研究会”“昭和历史研究所”，“日本舆论会”，“正论会”“要求纠正历史教科书会”“全国教育问题研究会”“纠正偏向教科书国民会议”“青年学生座谈会”“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东京教育再兴联络协议会”“广岛教育改革网络”“教育再生地方议员百人与市民会”。更重要的是，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竟然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那本充斥了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国民的历史》。而《国民的历史》正如日本某些正义之士指出的那样：是“皇国史观的翻版”，是“向战后历史学的危险挑战”，是“从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军国至上主义的立场出发”，是“没有历史学修养之人的发泄。对比起来，显然，日本在九十年代以来在历史问题上越滑越远，这与冷战后日本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步伐是一致的。因此，日本历史问题的实质是现实政治问题，是原深受侵害、遭受重大牺牲的亚洲各国对自身安全的强烈关注，是鉴往警来。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历史错误缺乏深刻反省的国家能担负起负责任的政治大国责任。所以，“日本在没有彻底清算其侵略历史的情况下，急于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所当然地引起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前段时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对日“新思维”。“新思维”确实在某些方面给人以启发，但其中有学者提出不妨把历史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或“淡化对历史问题的反应”，甚至“超越历史”。理由是日本与德国的战后情况不同，以德国标准来要求日本已经不可能；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东亚区域合作加快速度，而东亚区域合作关键取决于中日两国，不要因历史问题而拖了中日合作的后腿；日本的追求成为“普通国家”与“军国主义国家”是两回事（代表文章我以为是：薛力：《日本能否超越历史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4期）。但事实表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苦果”恐怕是中国承担不起的，无法“吞”下去。显然，历史问题无法超越，也不应超越。因此，学生从爱国主义出发，关注日本历史问题，是值得赞许和鼓励的。二  宣讲参考资料      中日之间的现实矛盾除了上述的历史问题，中日间还存在如下一些现实矛盾：1，台湾问题；台湾自古是我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当然是中国内政，无容外国干涉，外国也不能干涉。但也如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所以迟迟不能解决，背后的主要因素确又是外国势力作用，一为美国，一为日本。日本决意要介入台湾，主要还是从自身战略构想出发的。从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看，虽然它受美国影响较大，但主要还是服从于其身的战略考虑。要了解台湾问题，就必须要了解近代以来日本侵台的历史，日本对台湾可以说有很深的“历史情结”。1853年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日本开始考虑“防外夷之战略”，其时日本就有人主张出兵中国，“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并建议“先取台湾、福州两地，以去日本之外患。”1871年琉球国（当时客观上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属国）渔民在台被土著居民被杀害，日本便借机图谋征台。1874年4月，日本以此为借口，正式侵台。10月，中日两国签订“台事专条”，这个条约虽然保住了清政府对台湾的主权，但却模糊地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权力。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海防建设，并于1887年在台湾正式建立行省。但日本并未放弃占领台湾的野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认为绝好时机已经到来。日本为什么一心要侵占我台湾呢？当时，日本前首相松方正义的这个看法颇具代表性，他于1894年12月，向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提出了关于占领台湾的意见书，内称，“台湾之于我邦，恰如南方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他设想台湾是北守南进的“第一个根据地”。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他说，“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而且“其它各强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甲午一战清朝大败，被迫与日本议和。《马关条约》日本终遂其图谋，从此开始了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可见，日本侵占台湾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出发，台湾本身在东亚地方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在《宣战布告》中说，“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示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根据这个布告，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的《马关条约》，已于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失效。日本根据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所有权已经失去法律依据。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这一宣言是战后确定台湾归属的主要依据。1945年月6日，中美英三国再次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内。”1945年9月12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保证“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新归入中国版图，该区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归于中国主权之下。从而结束了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从那时起，台湾重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都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维持所谓“外交”关系，而同中国大陆则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开展贸易活动。当时日本战败后，把台湾归还中国，只是迫于形势，内心极不情愿，因此台湾归还中国后，日本官方和民间势力继续以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插手台湾事务，试图维持其在台利益，甚至可以说，日本对我台湾野心未死。1，日本官方人士从未直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后30年来，在公开正式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日本政府始终坚持这一说法。当时中国政府本着重在“观其行”的态度，等待日本行动上的真正反省，但事实证明日本却利用中国政府的善意包藏祸心。文中“理解和尊重”究属何意？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解释。如果将日本上述立场与日本政府一再强调的旧金山和约（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是“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所谓的“台日和约”（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是“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联系起来看，日本政府的用意显而易见，即坚持“台湾归属未定论”。日本狡辩的理由是：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澎湖等地，已不便对其归属表态。如果再考虑到当前一些日本有影响的政治家不断公开宣扬“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决定”，因此有理由怀疑日本是否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野心，至少为干涉中国的统一埋下了伏笔。2，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支持台独。日本与台独的关系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前，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中日建交后，日本一度有所收敛，这时台独势力才转到美国和台湾本土；最近十几年来，特别是李登辉上台之后，台独势力又有借重日本之势。李登辉们明白，彻底与“台独”分子志同道合的其实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右翼分子。从历史上看日本一直需要台湾，而台独分子在未来更需要由右翼组阁的日本。李登辉们知道，一旦台湾回归中国大陆，日本右翼起不来，“台独”也只有死路一条。3，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公然把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曾以遏止苏联为主要目标的日美同盟失去了存在依据，然而，事实却是日美通过“再定义”进程大大强化了日美安全同盟。1999年4月16日克林顿访问日本，日美首脑于17日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标志着美国的对日政策以及日美关系从90年代初期的经济优先重归安全为中心的轨道。随后，两国于1997年9月23日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4—5月间，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这一新《指针》的三个法案。至此，日美同盟“再定义”“三步曲”完成。新《指针》的要害在于，就是把日本以外的“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的美日军事合作方式确定下来。由此，日美安全合作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的“单向防卫体制”开始变为日美“双向”军事合作体制，日本以此为契机，其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发生动摇。而“周边事态”的模糊表达为日美安全合作划定了广阔的合作范围，日美也一直不肯明确将台湾地区排除在“周边事态”范围之外，从而为日本直接军事介入台湾（虽然具体形式有待进一步观察）提供了可能。与此因应，日本国内也掀起了“修宪”恶流。2003年11月11日，陈水扁表示希望在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新“宪法”的内容。就在台湾陈水扁提出“公投制宪”的时间表不久，日本首相小泉就再次表示要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现行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拒绝“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003年12月12日，即66年前日军侵占南京的前一天，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事务所举办了天皇生日招待会，不顾中国反对，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出席。这几个前后紧跟的重要信息透露出未来几年日台互动将浮上东海水面并会紧锣密鼓地拉动亚太地缘政治变局。日本因素极有可能日益明显介入而不只是用所谓“周边有事”含混地影射“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密切关注的新变化。2，钓鱼岛问题；钓鱼岛位于福建正东，距中国台湾鸡隆东北约92海里处，该群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组成，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日本称为“尖阁列岛”。从历史看，钓鱼岛属于我国无可辩驳。我早在明朝时即已发现此岛，并将之作为朝廷使节前往琉球王国的中间歇脚点。日本首次“发现”钓鱼岛还是在其吞并琉球王国后的188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也从为正式提出对该岛的主权。甲午战争后，日本攻占了台湾，并把钓鱼岛单方面划归冲绳县管辖。二战后，钓鱼岛又一度处在美军管辖下，1971年，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别有用心地将其“归还”给日本。日本所以如此醉心于钓鱼岛，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1，主权方面，图谋通过占据钓鱼岛扩大日本的“海洋边界”。《联合国海洋公约》赋予主权国12海里“海上国土”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如果日本占据此岛，将造成与我共同占有东海大陆架的事实，以此为基础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即可多占7——20万平方公里海域陆架，并进而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2，经济方面。钓鱼岛周围海域资源丰富，盛产鱼类。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联合国在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探测后宣布，该岛附近可能蕴藏大量石油，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现今估计，该海域的石油储藏量可能达到100亿吨以上。3，军事方面。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站，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和潜艇基地。其中，钓鱼岛海拔最高约362米，利用现代电子手段可监控周围400——600公里范围，远达福建浙江内陆。日本专家认为，日本控制了钓鱼岛，则可将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出400余公里，如果日本依托距台湾岛仅120海里的钓鱼岛对海峡进行监视，甚至利用海峡对我进行军事行动实施干扰，将严重削弱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并且进一步封锁中国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使我跨出第一岛链的未来海上发展受到更大的制约。张文木进一步认为：钓鱼岛问题的要害在于，在地缘政治上它是可能出现的台日铁盟关系的“七寸”所在。而实现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则是打断台日铁盟关系的关键。如果“台独”得逞，台日必成铁盟。这就是为什么李登辉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的深层原因。所以，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是可能牵扯到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大问题。3，东海油气田开采与专属经济区划分；我国海域因油气勘探与周围邻国出现的争执由来已久，近年来东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更是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中日渔业方面的争端则由于《中日渔业协定》获得一种过渡性解决，这个协定原则上将各自管辖水域从两国领海扩大到经济专属区，并确定在不同水域的不同管理措施）根据国际海洋法，一般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以海岸线包括常年居住岛屿的外延连线为准，以其垂线方向向外扩展3海里或9海里为界；专属经济区包括渔业、油气等矿产资源则采用大陆架自然延伸法或中间线划分法界定。中间线划分法只适用于共有大陆架的邻国之间，如欧洲的北海周边国家、亚洲的泰国湾及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大陆架自然延伸法的地理依据是，大陆架是海水淹没的连续陆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适用于与太平洋相邻的国家。东海本质上是一个大陆架海，北端属于中国与韩国、日本九州共有大陆架。而与长崎以南的琉球群岛之间则以冲绳海槽相隔，属于我国陆地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因此，对于上世纪70年代北部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以及所钻探井（虽然勘探后经证明失败），当时我国外交部发表了严正声明，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相邻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并无异议。中日东海油气争端自2004年5月起对中国开发“春晓”油气田开始升级。2004年5月28日，日本对“中国在紧贴中日中间线中国一侧的东海海域设置天然气开采设施一事”表示关注，并打算“就中国之举是否侵害了日本的权益展开调查”。随后，日本正式向中国提出交涉。2004年6月9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在出席马尼拉“东盟加中、日、韩三国能源部长会议”时，向我国官员正式提出，要求中国提供在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试验开采油气田的相关数据。他还说，如果中国“继续漠视日本的要求”，日本可能派遣调查船到上述海域调查，并开始建设自己的天然气项目。这当然遭到我国拒绝。最近的中日东海能源争议的不断升级，首先是由于日本媒体挑起的，日本政府则是乐观其成地顺应了本国媒体的声浪，做出一番强硬的姿态，企图趁机把其一相情愿的“中间线”划分方案炒热。其实日本学者也很清楚，东海领海权益争执的解决实质上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大陆架自然延伸法条款，东海由于不是中日两国共有大陆架，中线划分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日本学者也清楚，正是第三纪菲律宾板块向中国大陆板块的俯冲，使得亚洲大陆边缘形成火山弧并在晚第三纪时火山弧带分裂形成冲绳海槽，与日本海、南海等构成西太平洋的边缘海带，东海东侧冲绳海槽存在与琉球岛弧带相对应的残余岛弧隆起带。虽然国际法上找不出可用的理由，但日方却仍然摆出一幅志在必得的架势。这个问题又与钓鱼岛问题紧密关联，如前述，日本人多年来一直就我国无人居住的钓鱼岛与中国发生争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的大陆架上，如果日本人得到了钓鱼岛，就造成了与中方共有东海大陆架的事实，进而实现以中线法划分东海大陆架的欲望。这当然对我应得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问题还不止在此。对于周边争议海域的资源，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冷静、友好的协商，以对话方式解决，并进行共同开发。然而，日本未有积极回应。在2004年6月21日“亚洲合作对话”青岛会议上，当中日两国外长谈及东海天然气田问题时，我外长呼吁双方搁置分歧，共同开发东海资源，并希望日方对此提议进行研究，但日本外相只是表示“继续保持接触”。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则在国内明确地说：“我们对中国的提案不感兴趣，在这方面，我们不考虑联合开发。”显示出日方在此问题的继续强硬态度。（据最近消息，日本又启动了允许民间企业在东海海域资源试掘权的程序，“试掘”的地点就在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日东海“中间线”靠近日方一侧，此地区系中日两国东海经济专属区的争议区。建议关注以下相关信息）4，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1989年，在我政治风波中，欧盟追随美国宣布实行对华武器禁运，这是干涉我内政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对华政治歧视。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也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欧盟早日解除禁运。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调整，中欧的共同点增多，美国的单边主义同样遭到欧盟尤其是法、德两国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从国际战略平衡、密切中欧关系（同时也想在庞大的世界武器市场上分一杯羹：仅是个人意见）出发，2003年12月年开始正式考虑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就连英国的工党议员汉密尔顿也明确声称：“中国迟早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经济力量，一个日益成长的伙伴，这也是我国财政大臣目前访华的原因，……而欧盟解除对华禁运将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一直声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有信心、有能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促使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主要目的并非是要从欧洲购买先进武器，中国也并不需要这些所谓先进武器，实质是要欧盟改变其政治歧视。然而，这种正当要求却遭到了美国、日本的反对。日本态度至今未变，而且颇为强硬，例如：2005年3月2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日本，向小泉首先明确提出军售解禁问题，小泉当即表示反对，希望欧盟能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美日企图联合迫使欧盟就范。欧盟解除对华军售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这个本来属于中欧双边关系的场合，却进一步涉及到美欧关系、日欧关系与中日关系等多个方面。所以如此，显然这既是美日担心中国获得高技术武器并加快自主开发、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美而言还有欧洲自主外交加强），又再次显示日本在崛起为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对我处处设防、制约，与其在台湾、历史问题上的做法一脉相承。三， 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连接中日之间既存在深刻矛盾，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1，双边经济互惠；据著名中日关系专家冯昭奎研究，中日经济利益的交汇点又可以分为：（1）以“互利”为特征的经济利益；（2）表面有些“冲突”而实质“互利”的经济利益；（3）看似“给予”实为“互利”的经济利益；（4）双方所在的地区合作利益；（5）非物质形态的共同利益等方面。第一、贸易和投资，典型的互利领域。从1972年到2002年，中日贸易额从10.4亿美元增加到1019亿美元（2004年更突破了1700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近30倍。从1992年以来，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连续7年成为日本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金额占其全部进口金额的比重达到18.3%，已超过美国的17.1%，首次成为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呈持续增长势头，就国别而言，日本是中国吸收外企直接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来源国。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其中给中方带来的利益主要是：（1）通过从日本进口技术和高技术商品（特别是机械设备）等，引进了为中国工业化、信息化所急需的先进技术，特别是通过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实现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培养等在内的“广义的技术引进”；（2）引进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3）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进展，需要有更大的市场来吸纳中国的工业产品，而向来以进口中国的农产品及其他初级产品为主的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成为吸纳中国的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00年达到81.8%,2002年机电产品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对日最大出口商品）。当然，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给日方带来了重大利益：（1）经济增长迅速的中国为日本制造业及其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预计到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将与对美出口持平，意味着从外需方面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的份量将日益接近“美国因素”的份量。（2）中国向日本出口大量的价廉物美的工农业产品，给日本广大消费者带来实惠，成为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状态下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明显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3）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这会导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在中国从事生产和经营的日资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属于日本，这又会增加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企业利用其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在日本国内更多地发展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又起到了促进整个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事实证明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有利于促进两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两国先进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增进两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应该积极肯定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意义。第二、中国对日的工农业产品出口———表面有些“冲突”而实质“互利”的领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主要向日出口原油、煤炭等能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对日工业品出口迅速增长，日本日益成为吸纳中国工业品的重要市场，这显然对中国的工业成长是很有利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向日本大量出口廉价工业品使日本国内制造同类产品的产业面临激烈竞争，其实也对其有利。主要体现在：一，中日贸易品的竞争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夕阳产业”（比较劣势产业）部门，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之间的某些表面的局部的“冲突”归根到底会推动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强其作为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特别是机械、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世界供应基地”的地位。二，统计表明，在中国从事对日出口的企业当中，有一半是“在华日资企业”，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的某些表面冲突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日日冲突”。第三、日本对华ODA援助，看似日本“给予”实为中日“互利”的领域。对我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有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其中日本是对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以2000年为例，日本对华ODA占各国政府对华ODA总额的61.2%，超出了其他国家向我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总和。日本对华ODA包括日元贷款、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三个部分，此外日本还向我国提供了“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主要是能源贷款）等。至2002年，日本通过其政府全额出资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1999年10月由“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而成），以日元贷款和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这两种形式向中国总共提供了约47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规模超过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这两家银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中也包含有日本提供的贷款）。其中，日元贷款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94、1995、1996、1997、1998年日元贷款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27%、24.02%、14.16%，截至1998年年3月，在中国大约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中，有4600公里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占总长度的35.6%；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利用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占大型泊位总数的12.8%；在中国大约1100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日处理能力利用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占总处理能力的36.4%。应肯定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也并非是只对中国有好处，比如日元贷款有利于两国开展贸易和日企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和日企对华直接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利用日元贷款在秦皇岛建设运煤码头，主要就是用于向日本出口煤炭，这显然具有双方“互利”性质）；日元贷款又通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做出了间接贡献。既然发展经贸合作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双赢”事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显然也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双赢”事业。此外，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帮助中国加强环保更是关系到两国共同的、不分你我的环境利益。第四，不分你我的共同利益领域。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课题，也是包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在内的综合性课题，从当前来看，伴随各国工业化进展而日趋尖锐化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而在环境问题上，地理邻近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与课题。因为一部分环境污染问题带有地区性特征，比如酸雨物质的跨国旅行，谁也无法对之拒发出国护照。十六大提出，我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决不能再走早期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弯路，我们要充分考虑我国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的基本特点，不断提高工业化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在这方面，日本高度发达的节能与环保技术很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总之，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等方面加强合作，必将带来属于整个东亚的巨大的环境利益。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这种利益是共同的、不分你我的、跨越国界的、融为一体的利益，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是比一般所说的“互利互惠”（着眼于两国各自的眼前利益）层次更高的利益，不仅属于两国和东亚各国的当代人，而且属于两国和东亚各国人民的子孙后代，我们要理所当然地去尽力争取。环境保护事业是公共性很强的事业，但同时也是民间企业可大有作为的重要产业部门。但据估计，“十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共需7000亿元，其中仅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的投资约需5500亿元。可以预见，随着“十五”计划的实施，加之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主办2010年世博会，中国环保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环保产业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将成为中日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第五，非物质形态的互利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伴随市场经济化的工业化”，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告别计划经济的中国急需掌握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告别“农业中国”又使我们急需掌握有关工业化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在这个背景下，特别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二战后日本经济技术发展的经验教训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借鉴日本经济技术发展的成功经验成为中日经济技术知识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官员、学者频频出访日本进行交流和考察，两国还在各个层次上频频举办有关宏观经济与产业科技发展的研讨会。在中外经济技术知识交流方面，中日之间的交流之频繁之深入，可以说是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居“第一”。除去政府间交流与学者间交流以外，中日两国还通过企业交流、人员交流、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来相互借鉴发展经济社会的经验教训。不少人还记得，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日本著名电视剧《阿信》曾影响了整整一代投身商品经济的弄潮儿。归结起来，中国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中日经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通过从日本进口技术和高技术商品（特别是机械设备）等，引进了为中国工业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综合历年、各方面的统计数字，日本总体上讲确实是对我国工业化的最大技术提供国（当然日本对我国转移技术的程度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是不平衡的）。第二、通过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实现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培养等等在内的“广义的技术引进”，日本是我国吸收外企直接投资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来源国。第三、利用日本作为消化我国工业化成果的重要出口市场。第四、日本提供巨额的政府开发援助，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第五、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二战后日本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外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技术知识交流方面，在中日之间的交流之频繁之深入，可以说是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居“第一”。客观地讲，中日间的经济交往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为两国经济利益交汇、经济合作双赢提供了重要条件。中日两国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拥有优势；日本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有专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主要取决于以下5个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2）两国的经济增长率；（3）两国GDP规模之和；（4）国土、人口、资源等国情条件的非对称性；（5）地理位置的接近。只要对上述5个因素加以分析，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日经济互补性之强堪称世界第一，特别是在双边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5对贸易伙伴（其他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法国和德国）中，没有任何一对贸易伙伴的经济互补性的强度可与中日两国相比。通过发展中日经济合作，促使两国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促使两国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换句话说，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今后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而且更加需要加强中日经济关系，充分利用日本领先于全球的机械设备制造和重化工技术、节能与环保技术、清洁型汽车技术、高速安全的铁路运输技术以及日本的民间资金和先进管理，努力实现工业化的伟大任务。为了加快实现我国的工业现代化，我们需要继续从工业现代化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以利于我国迅速追赶世界科技革命潮流。日本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的最重要的来源国之一。坚定地维护和促进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这正是我国的战略利益之所在。2，共同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9.11事件”、抗非典斗争以来，非传统安全地位明显上升，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也包括中美之间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战略基础。事实表明，非传统威胁的破坏性和复杂性将可能超过传统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传统威胁比传统威胁更带有全球性、传染性和扩张性，非传统威胁与传统威胁很可能相互交织、转化。鉴于此（尤其考虑到我国新疆的一些极端分裂势力），非传统威胁的严重性至少不会低于冷战时代“来自北方威胁”的严重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与冷战时代相比即使说不是更强至少也不会比冷战时代更弱。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从对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努力扩展中日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传统安全问题除了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还包括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非典、环境恶化）。所谓“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人为因素”所致，是自然对人类加害于自然的种种行为的惩罚和报复。从中美日对《京都议定书》的不同反应看，从地区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所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猖獗、油轮泄漏等）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事实看，在文化和地缘方面相对接近的中日之间显然比中美之间有更多共识、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不管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如何，共同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需要必将成为连接21世纪中日关系的一个强韧纽带。3，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一般认为，21世纪世界经济将形成美、欧、亚“三足鼎立”格局，但要使亚洲真正成为可与美、欧并立的世界经济一极，还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特别是需要加快推进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形成。欧美两大世界经济核心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及其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一体化进程明显滞后的东亚各经济体产生了巨大压力，迫使东亚主要经济体不得不考虑通过强化区内合作来弥补由于区外的区域一体化进展对其造成的损失。20世纪80年代一再发生的地区性经济危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化。加强地区内合作不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依据区域一体化的一般理论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具体实践，构建区域共同体，首先要求区内主要经济体具有较高程度的开放性，其国内经济运行已被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其次要求区内主要经济体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形成的对外经济联系，有较大部分是在区内主要经济体相互之间展开的，以致形成区内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足够内聚力。从东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状况看，基本具备了这一开放性与内聚力条件，这是构建东亚共同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但是，目前来看，东亚的整合却明显滞后，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涵盖地域不足。即便是涵盖地域最大的“10+3”机制，香港、台湾等重要的东亚经济体也未能包括进来。(2)涵盖领域不足。目前尚主要停留在经贸层面上，政治、安全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缓慢，停滞不前。(3)制度化建设滞后。如最重要的“10+3”机制迄今仍局限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层面上。(4)主导力量的错位。如最重要的“10+3”机制迄今仍是以东盟为中心展开的，作为区域经济、政治大国的日本和中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进而囊括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至今显得遥遥无期。加快亚洲合作、复兴和崛起的进程，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明眼人一望便知，东亚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中日关系如何发展。法德联合并带动整个欧洲联合的那种势头实在令亚洲人羡慕不已，人们期待中日两国也能发挥法德在推进欧洲联合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当然，这或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尽快启动这个过程，是亚洲的期待和希望所在。除去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外，在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制、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机制、东亚反恐合作机制、东亚环境监测网络、东亚电子商务与物流网络等方面，都需要有中日合作来发挥牵头作用，而促进地区合作的共同事业反过来又可成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切入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地区经济方面，有些问题既可能向摩擦竞争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合作协调方向发展，比如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东亚能源问题等等，弄好了可能成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弄不好可能成为两国之间竞争或摩擦的火种。对此，我们既要以平常心来对待竞争，又要尽量选择双赢选择合作。四， 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理性认识当前中日关系国家所以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单位与国际法主体，缘于它是一个由历史与现实因素构成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体内的人群利益。故国家恒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绳，国民在思考、处理国际问题时也必须首先从国家利益出发。利益有其客观性，亦有其主观性。从客观性上讲，是指国家利益作为群体利益的整合，不依成员个人利益为转移，并且其实现要服从客观规律。从主观性上讲，一方面是指整体利益形成基础的个体利益的形成具有主观性，一方面是指对于客观利益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客观利益相同，不同的人，或基于不同的立场，或由于识见水平的差异，对客观利益的主观认定就不一样。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识别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即客观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换句话说，客观的国家利益不能因为识见水平、个别事件、甚至受个人利益的自觉不自觉影响而误读。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实际上也就是十五大所总结出来的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求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结合中国现实所处发展阶段，在国际交往中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在于：一，国家繁荣富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排除阻力，实现祖国统一。青年学生在思考国际问题一定要首先把握这两点。而从根本上来说，后者的实现，还是要依赖于前者，只有国家更强了，“牌”更多了，分量更重了，祖国统一才会顺利实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战略机遇期”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基于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中国不断地利用难得时机加速发展自己，才为我们今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正因为时机的重要性，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住机会，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党的十六大综观世界复杂形势，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的重要论断，从而提出今后二十年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要“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在日本力图加速崛起为政治大国、中日矛盾加深的情况下是否已经过时？这不但要从中日双边关系分析，更要从整个世界全局的高度进行分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与发展仍然将是世界主题；一超多强的格局不会改变，同时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会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将更深入发展，各国交往将更形密切；恐怖主义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生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增加了各大国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日美安保体制虽然主要用于对付中国，但美国利用其控制日本的意图也相当明显。由此看来，世界大战在可预计将来仍然打不起来，十六大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没有过时，如何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自己，快速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头等大事。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中日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又受制于世界局势，尤其是中美、日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莫不如此。既然中国在当今世界交往中核心利益在于求得国家富强与祖国统一，而关键在国家富强，那么就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就必须首先为国家富强创造良好条件，无论是对日关系、对美关系或是对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是如此。青年学生一定要形成这样的正确认识，当今的世界仍然是“角力”政治，而根本不是“角情绪”政治，如果我们的认识水平还处在后者，我们就真还只是处在19世纪中叶的水平，民族才真的很危险。因此，要围绕着国家富强这个核心，客观评估中日关系现状，形成对中日关系的成熟认识：1，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对于整个东亚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日双方的经济还仍然存在结构性的互补而不是结构性矛盾，因此与日本的经济交往仍然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具体前已述）。近来网上和有些地方有号召“抵制日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我们将“彻底抵制日货”变成全国性的行动，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将会有多少来自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使用日本制造的零部件的国产品）“应该”从国内市场上被驱逐？将会有多少日本制造的机械设备“应该”从国内的和中外合资的工厂里被拆除？有多少日本游客因为店铺挂出“日本人不得入内”的招牌而不想到中国来旅游？其结果，我们将会有多少工厂要关门？有多少工人要下岗？以日本人为最重要客源的中国旅游业将蒙受多大损失？我们当然不能怀疑“抵制日货”者真诚的爱国热情，但当今的中日关系确实已完全不同于30年代的中日关系，30年代的“抵制日货”实质上是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进而抵制其军事侵略，而现今的中日经济关系已是相互利用，现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由地区性大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同时，中日两国在经济问题上都同样应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促进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争取做好“领头羊”，不让东亚其他国家失望。2，就历史认识问题本身来说，它显然也不可能在两国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两国间不断交流与对话、通过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入，才能使历史认识问题不仅在领导人的表态上，而且在两国广大人民的心里真正得到解决。而且如前述，历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因此，不宜将历史问题看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私意以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作为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其中一个“前提”，但显然不能作为两国整个关系的“前提”）。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历史问题；而只有真正解决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3，鉴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尤其是安全上存在的矛盾（当然挑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方），应当采取“两手都要抓”的策略。一方面，我们要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特殊问题上甚至还可以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要作好自身的军事准备，以应付我大陆地区的“周边事态”。在原则问题上（也包括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让步，但在策略问题上一定要根据国家利益灵活应对。4，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讲：“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思考，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当前的中日关系当然已经不是八十年代时的状况了，中日关系现今又面临着“谷底”，但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对中日关系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因为这是对整个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深刻总结。虽然，要永远友好下去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但它确实是中日间的一种最好的理想状态，中日双方都应为对此努力。5，对于联合国的改革，我们既要从我们的民族利益、也要从作为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的角度思考问题。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仍然以大国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在联合国的设计中明显反映出来，它一方面在宪章中承认弱小民族国家的权利，一方面将和平与安全的重任付诸于几大国。然大国力量是不断变化的，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十多年来，各大国实力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并且第三世界也已经在联合国形成了一个强大力量。从二战前国际联盟的教训来看，国际联盟之所以最终崩溃，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是国际联盟长期由英、法主导，甚至没有包括一些最重要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先后退出，苏联1933年加入又在1939年被“开除”，而英法一战后又实际上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难怪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缺乏相应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二战中成立的联合国要确定当时反法西斯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采取大国协商一致。因此，中国应当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也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但改革联合国并不等于日本必然成为常任理事国，新增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一定地位必然要与原常任理事国等同。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是否支持或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是日本必须要达到成为一个合格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在中日的政治博弈中最大程度地实现我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民族利益。在现在条件下，日本梦想成为常任理事国一方面是，显然是对我、对周边国家的一次严重政治挑战，中国人民当然不能答应，但也可以看作一个机会，看作解决中日之间、日本与其他亚洲邻国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的机会。总之，还是这一句话，一切要综合考虑整个国际局势的复杂情况，“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邓小平语），不宜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两分法。6，在当今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一定要注意保护在我国境内合法的日本侨民及其利益，这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主权，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中国政府才是国际法上的唯一主权者。,当今媒体掌握大众话语权的时代,媒体对于大众的思想,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极强的影响力.因此媒体持有怎样的中日历史观,对于大众历史观,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几年前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反日游行频发,其中不可忽视媒体在涉及中日关系尤其是历史问题时,片面,报忧不报喜的影响;而自去年以来中日关系从”破冰”到”融冰”逐渐回暖的过程中,媒体正面报道大量增多,客观的报道日本的现状,积极主动地去宣传日本地传统文化,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和社会氛围,,在中日关系的改善上功不可没.想到日前正值卢沟桥事变70周年纪念日,为了维持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中国官方采取了低调的纪念活动,或许其中有政府的影响,,国内主流媒体对此只是寥寥数言一笔带过,与以往的连篇累牍地刊登报道以营造纪念气势的做法迥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在如何对待中日历史问题上存在两个误区:在中日关系恶化的时候,报忧不报喜,对国内的反日思潮推波助澜;在中日关系改善的时候,为了适应友好的气候,又极力的回避历史问题以合时宜.笔者认为媒体对待中日历史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纸和笔,更需要”后视镜”和”望远镜”.需要后视镜是说要”以史为鉴”,防止不幸的历史重现,使中日关系前进的大车抛锚停滞.当前许多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报道,集中在对于历史惨剧的回顾和对历史仇恨的宣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媒体在涉及中日历史问题的时候或许应该在”鉴”上下文章,而不是在”惨”或是”恨”上,历史就是用来铭记为鉴的,别无他用.需要”望远镜”,是说要”面向未来”,要一切向前看,要有长远的眼光.无论是铭记过去,还是展现现在,都是为了美好的未来.单纯的纪念历史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在加上未来注脚的纪念才应该被提倡.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我们不应该活在历史的仇恨里,而应该活在未来的希望里.媒体只有做到面向未来,形成稳定的历史观,才不至于为了迎合时宜,朝三暮四,在对日报道上做墙头草.”时宜”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而历史观不应该.或许,当有一天,中日关系恶化时,中国媒体的报道是日本对华ODA等积极的内容,以防止民族主义的兴盛;:当中日关系改善,中国的媒体也不忌讳的去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问题的时候,以提醒民众两国之间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时候,或许中国媒体就已经形成了正确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