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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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形态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形态  专科目录,是专载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图书资料的目录。它是和综合目录相对称的一种目录,是专为某一专门学科而编的有关图书资料目录。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定义专科目录及其作用:“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同时指出其“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  “音乐”作为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余年。在当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于“音乐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没有定于统一:各类音乐学学位,是隶属于文学门类,但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中,也有二级学

2、科音乐类。直至2010年底,国家教育部才将“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文学”等门类相并列,“音乐”始成为一级学科。  溯及近代,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当时世界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分科而治的结果,特别是清末民初,专科目录学发展兴盛,成果丰硕。音乐一科,也相应产生了部分符合当时学术理路的专科书目。  一、近代学术分科及“音乐”在学科中的归属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音乐”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音乐”一词的使用,极其有限。  其中零星使用“音乐”一词的,主要有:《吕氏春秋•大乐篇》:“音乐之所

3、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楚辞•远游》:“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第六》:“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后汉书•八九•南匈奴传》:“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指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等等。  而带有“音乐”学科分类意识的典籍,主要有:《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在经部取消了乐类,在子部增加了“音乐”类;明代董说编《七国考》中的“音乐”门,等等。但从作为古代乐类图书的归目来看,几种主要的志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是以“乐”为类目的。  近代“音乐”一科的

4、沿革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兴起和学科体制的形成,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伴随西学东渐进程而逐步完成的。  1876年,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表》,其中之第8类为“美术”,下列“音乐”目;189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共分20部,其中之第11部为“音乐”,第12部为美术(FineArts);1897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按西方学科分类,中列“美术”门;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中列“美术”部,内含“音乐”、“美术”等子目。  与上述西学分科体系相适应,中国近代的学术分科,大致经历了“四部”分类——经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类

5、的演变过程,最终在1912年定型为“七科之学”。  但是,晚清及至民国前期,作为学科名词,歌乐、乐歌、乐法、唱歌、音乐、艺术等语汇,在较长时期内,使用领域广泛。如:  山东登州问会馆的乐法课;上海益智书会的音乐科;澳门-香港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北京汇文书院的艺术科;广州时敏学堂的唱歌课;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歌乐课;上海启明女校的音乐专科(1904);上海城东女学的文艺科等等。  上述这些近代音乐学制史料中的各科称谓,其意义与西方的“音乐”一科大致相似。此段时期,政府颁布的各类有关教育制度的章程、法令、纲要、规则、标准等等,名目繁多,它们对“音乐”一科的归宿和命名,有乐歌、唱歌

6、、音乐等,未成统一标准。如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中,并未有音乐科,但在该章程之“学务纲要”释称:“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鼓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  自1905年后,大多数教育机构采用“音乐”和“乐歌”并称,民国开始,基本上统一用“音乐”一称。  同时,晚清民国的学术界,对“音乐”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尚未形成共识。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将音乐论文列入“美术篇”;1921年蔡元培的演说词《美术的进化》中,将美术分为“静的”和“动的”两类。“静的

7、”美术:建筑、雕刻、图画等;“动的”美术:歌词、音乐等。介乎两者之间的,是跳舞。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觉醒,得助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的推进。1918年,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列论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误谬计7点,其中之第一点就是谈“分科”问题的:“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柄凿之不相容也。”  按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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