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私家修史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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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初私家修史举例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１]因而史家备出、史学著述不断涌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100年间，私修史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舆地著述，三是古史编写，四是史表补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为突出，最能体现其间的史学特点与成就。一、明史纂修自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

2、（1679）征集50名“博学鸿儒”入选翰林院编修《明史》的35年间，官修明史没有丝毫进展，却出现了一个私修明史的浪潮。孙逢奇《甲申大难录》、傅维鳞《明书》、吴伟业《绥寇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庄廷钅龙《明史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罪惟录》等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私修明史著述。康熙四年，清廷重开史馆，征集史料，于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黄宗羲《明儒学案》、王夫之《永历实录》等都在此间完成。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遗民心

3、态有直接关系，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经世”的意思。自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让位于官修。明末遗旧中部分著名史家，如万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进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后，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1．明遗民著述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遗民是一支基本撰著队伍。他们“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２]”以下，就《国榷》、《石匮书》、《罪惟录》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著述加以介绍。1）谈迁《国榷》谈迁（1593－1657），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海宁枣林（今属浙江）人。据天启丙寅三月自序，知

4、《国榷》始纂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初稿已成。其自序云：“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顺治二年（1645），《国榷》续成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不幸的是，顺治四年（1647）八月，书稿被盗。在心力殚竭的情况下，谈迁决心再纂，顺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携稿至京，访问明朝降官、皇亲、太监以及公侯门客，搜集口述遗闻。同时，参阅著名藏书家曾溶、吴伟业、霍达等藏书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手稿，一再修改、订正。谈迁卒后，书稿流落。至近代方有稍为完

5、整的抄本，20世纪50年代经张宗祥整理为今本《国榷》，由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国榷》全书108卷，按年、月、日纪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九月，迄弘光元年乙酉五月。从“义例”可见其取材原则、编纂方法。首先，“义例”明确书名的解释：“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即对众多的史料要“榷而取之”，写出一代明史。取材基本原则是“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采取“人与书当参观”的基本方法：“其人而贤，书可多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文献不足征，则阙疑传信。”对于称谓，主张“特如本称，庶明履历”，

6、明确表示“不以成败责一时敌国”，如对元末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珍等人的称谓可证这样的原则，既使其书成为《明实录》的提纲或索引，又对《明实录》作有多处考订，因而在与其他史籍参互考订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全书的编纂，“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猥，宁裁毋赘。”叙事中间有议论，或引他人曰，或作“谈迁曰”，或先引他人之说后再作“谈迁曰”。《国榷》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比《明太祖实录》、《明史》某些纪事更具真实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太祖实录》三次改修，于功臣之死，往往书卒不书因；建文朝事以洪武纪年，有碍成祖者悉加裁革，《国榷》

7、则对太祖杀戮功臣、忌讳莫深的建文朝史事等，都如实记录，恢复建文年号。对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贪婪等，亦多有揭露。尤其是清代先世建州女真部，崛起于明永乐年间，设立建州三卫，“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３]。而清修《明史》讳言清代先祖出于明朝统辖，对建州史迹讳莫如深，《国榷》不仅记建州诸卫兴起、奴儿干都司建立，而且详纪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各卫首领的承袭更代，史料颇具价值，填补了《明史》纪事中这一段的空白。《国榷》脱稿后未作仔细复核，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前后叙述不一，甚而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记灾异祥瑞过繁等，是其明显缺点。但其宏富的

8、内容，所体现的坚实功力，为古今所称誉。黄宗羲称其“按实编年，不炫文彩”，“详赡博辨，足资考证”[４]。白寿彝先生称《国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2）张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