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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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掀起了一个秦史研究的高潮，并且随着青川秦木牍、龙岗秦简的陆续发现，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特别是2002年4月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一号井（JI）挖掘出的里耶秦简更是推动了这一形势的发展（注：参见《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汉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于2003年第1期）和《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本文所用里耶秦简材料皆出于上述文章。）。这批秦简总数在三万六千枚左右，时间断限大约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至二世元年，简牍性质属于秦地方政府档案文书，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

2、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登记和转运，里程书。当数以千万计的秦简集中出土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真可誉为“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收获”。目前，已有学者对先期披露的简牍分别从年代历朔、官府文书、地理和事例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由这批先期发表的材料来看，里耶秦简中含有大量有关于秦地方职官、政治制度的内容，这些内容无疑是研究秦地方官制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结合里耶秦简的材料，拟对这批新出土材料和秦地方官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以及这批简牍对秦地方官制研究的意义与作用谈谈个人看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

3、批评指正。随着对里耶秦简研究的不断深入，某些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还需要重新考虑。如里耶秦简为何出于井中的问题，依据《文物》2003年第1期的发掘报告所言，“其简牍的埋藏应是秦末动乱之时，政务不修，以致随意弃置于水井之中。”发掘简报认为出于井中只是当时政府随意弃置的无意识行为。但从里耶秦简的出土情况看，对此解释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处简牍于井中是当时秦地方官署对移弃档文书的处置手段，是官方有意识的行为。王献唐先生曾根据临淄汉代遗址出土西汉封泥及其窖穴情况，对移弃文书档案有如下看法：1.出土封泥皆火烧，所出窖穴均有灰土，间杂焚烧后残余的检片，由此可知“

4、西汉—代绵历岁时，库藏文书势难永久积存，疑如后世官署之制，历若干时即焚毁一次”。2.需要弃毁的文书简牍数量很多，繁重不便于搬运，不可能运到很远的地方焚毁，焚毁文档之地必在文书档案库附近。3.文书档案的弃毁方式各地不同，大致有焚烧瘗埋和弃藏于某一地方两种，关中、巴蜀、临淄等地皆有封泥出土，即是因为此数处官府当时采用火焚文书简牍于窖穴并予掩埋的方式。4.文书档案的弃毁方式亦因时异。以齐故城为例，秦代官署所在遗有封泥，西汉官署所在也遗有封泥，而东汉以后则无。这是因为秦、西汉时采用焚烧埋土的方法，而东汉则不用此法[2](p.67)。王献唐先生的论断无疑是

5、正确的。而从里耶秦简来看，在发掘简报的图版九中，有一枚编号为J1⑧133的残简明显有焚烧过的痕迹，这种简很可能不在少数。由于里耶秦古城的发掘工作没有进行全面的揭发，城内的遗址区尚不清楚，目前还无法测量J1与城内官署遗址的具体距离，但J1在城址之内是明确的。说明J1与城内官署档案库的距离一定不远。关于简牍在井中的层位问题，据简报来看，简牍并不是按公文书写年代的先后投入井中的。但有一点是需要关注的，即简牍的各层位有着不连续性，并层位之间多隔有其他物品层，如瓦砾或生活垃圾等。这也可说明简牍并不一次性投入井中。其他秦汉简牍也是如此。甲渠候官文书档案即是定

6、期弃毁，弃毁之处距候官的坞门30米，离候官官署很近，弃毁文书档案形成的堆积夹杂大量的柴草、粪便、烧灰、沙石及其他废弃物，这表明这些过期的文书档案是与垃圾一起抛弃。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1200余枚简牍。其中出土440余枚简牍均出于两灰炕中，简牍中混有不少人粪，证明灰坑曾作厕所使用[3](p.304)。经胡平生研究认为：“使用简片或其它物事于出恭后揩拭粪便，以纸张发明与普及之前想必是人类共同采用的方法，”同人类粪便混杂在一起的这些官文书废简是被充作“厕简”的[4](pp.296—297)。里耶秦简的性质被初步定为“官署档案”。根据

7、水井的位置和井中杂简而处的废弃物，以及部分简牍曾遭焚毁的情况推断，处简牍于井中并非是因秦末动乱，政务不修，随意丢弃的，而是当地官署处理废弃档案简牍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注：近期李零先生也提出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古代处理过期档案的办法不尽相同，有些是扬弃，即把它们直接扔掉。或是如内地的汉代遗址所出简牍档案，是焚毁后挖坑掩埋或直接挖坑掩埋。还有些是投在井里。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7374页。关于本文中的这个看法，是作者是在2002年底至2003初作硕士论文时，受汪桂海先生《汉代官文书制度》一书启发而得出的，在此谨以说明。）。

8、长沙走马楼吴简也是用此种“窖井”式的方法来处置的[5](p.344)。不仅里耶秦简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深化的过程，而且根据里耶秦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