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视野下反贪工作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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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刑诉法视野下反贪工作模式的转变新刑诉法充分吸收《律师法》的规定，对辩护制度作出重大修改和完善，一系列的新规定强化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为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提供了法律依据，推动了侦查阶段的控辩平衡，从长远看，这是司法进步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但同时也将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传统办案理念、手段、措施、侦查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辩护权提前介入侦查模式　　简介：陈晓娣，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　　：D924：A：1009—0592（2012）09—133—02　　新刑诉法第三十

2、三条第一款将现行刑诉法“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就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即享有辩护人的地位，由于获得辩护人地位，律师不再局限于“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一框架，而是能够切实地享有完整的辩护权，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辩护律师可以相对自由地会见犯罪嫌疑人①和行使调查取证权②，同时，新刑诉法为辩护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提供了程序保障③。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就价值取

3、向而言，实现了侦查阶段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司法实践中，整个侦查阶段的诉讼格局将会随着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发生质的变化。　　一、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带来的挑战　　（一）加大对口供的冲击　　基于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的特点，犯罪多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里，没有直接的被害人提供的证据，少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故案件本身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极大。司法实践中，零口供的职务犯罪案件较少，如果没有口供上的突破，职务犯罪鲜有成案。律师会见权冲击最大的正是口供，由于言词证据本身的不稳定性，律师会见不仅会强化犯罪嫌疑人的抗审心理，增加

4、拒供现象，而且极易引发犯罪嫌疑人翻供。　　（二）加大对深挖犯罪工作的阻力　　新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不仅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还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而职务犯罪常以窝、串案的形式出现，共同犯罪率高，因此对案情保密的要求更加严格。部分律师保密意识不够，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可能惊动暂未被查处的同案人。甚者，个别律师故意将了解的案情通风报信，有意“点拨”同案人，指使其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对反贪部门深挖窝、串案造成干扰。同时，律师的会见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暂时的安全

5、感，缓解其被审讯的压力，增强其侥幸心理，这也将给侦查人员审讯深挖犯罪嫌疑人余罪设置很大的障碍。　　（三）加大对取证工作的对抗　　随着辩护权的扩充，律师获取有关案件信息将更为及时，这将导致律师与反贪部门同步进行调查取证局面的出现，而反贪部门的取证对象往往就是律师的取证对象，从而导致两者对证人证言的争夺，大大增强侦查对抗程度；且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身处高位，社会背景复杂，在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条件下，犯罪嫌疑人可能利诱或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唆使律师帮其传递口信，通过律师对反贪部门取证工作进行干扰。　　二、

6、辩护律师提前介入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催促侦查模式的转变　　一方面，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有利于催促侦查模式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公开透明。律师的提前介入打破了反贪侦查工作以往的神秘，侦查人员必须适应在律师监督下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从相对封闭的工作状态逐渐走向公开透明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有利于催促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发生转变。传统侦查模式中，绝大部分贪污贿赂案件仍然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过分依赖口供并以口供为主线展开后续取证工作。此种传统的侦查模式直接导致翻供现象屡见不鲜且案件

7、质量普遍不高。因此，我们应以新刑诉法修改为契机，继续推行“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　　（二）有利于促使反贪部门办案水平的提升　　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有利于促使反贪办案人员增强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有罪、无罪的证据）。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勤修内功，不断提高自身办案水平方能有效应对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带新刑诉法充分吸收《律师法》的规定，对辩护制度作出重大修改和完善，一系列的新规定强化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为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提供了法律依据，推动了侦查阶

8、段的控辩平衡，从长远看，这是司法进步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但同时也将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传统办案理念、手段、措施、侦查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辩护权提前介入侦查模式　　简介：陈晓娣，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　　：D924：A：1009—0592（2012）09—133—02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将现行刑诉法“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