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智库的弱势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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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民间智库的弱势生存

2、第1内容加载中... 1985年的夏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的李凡利用暑假,从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到洛杉矶的兰德公司,把美国所有的知名智库机构跑了个遍。回校后,他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中心思想一个:根据美国经验,智囊机构一定要走民间道路,完全依附于官方没有出路。李凡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映证。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翼图做中国的“智库”,给国家政策提出建议,相继成立各种“问题研究小组”,以递“奏折”的形式,向国家领导

3、人建言。这种类似智囊的联盟,在现行体制下,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附于某种政治力量,才能实现对国家政策制订的深度介入。然而,犹如流星闪耀,随着时局变迁和环境不同,这些自发的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弱,在公众尚未知其全貌的情况下,就已纷纷解体。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几乎与市场经济同时发轫。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于1993年夏天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开创了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先河。一直有志于此的李凡,也在当年有了自己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光阴荏苒,十年寒暑,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万众瞩目的

4、成就,而同时起步的民间智库却没有相同的成长轨迹,迄今为止,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屈指可数。他们又是如此之弱小。天则所历经十年沧桑,在业界乃至全社会都享有盛名,但却一贫如洗,随时都有“断炊”的可能;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名为“所”,正式的雇员却只有两个,更多时候,只有他孤独奔忙的身影。尽管如此,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却是如此执着与坚定。盛洪曾感慨地评价,天则十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存在,而且“竟然存在了十年”。因为民间,因为独立,他们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们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官方与民间智囊机构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

5、。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谋士群体四处游说,只为得王侯赏识而纳为幕僚;封建社会,大臣们是皇帝的“智囊团”。演化至今,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官方政策分析机构担当智囊角色。中国的官办智囊机构是如此之庞大:无论党委还是行政,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研究室都是专设的部门。除此以外,还有学术性更强一些的研究机构,例如国务院,不仅有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部委下面,也有自己的研究所。然而,不管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围绕官方需要开展一系列工作。于是,中国的政策制订模式就演变为由这些官方政

6、策研究部门或机构,根据政府需要到基层进行调研,据此形成意见建议;或者政府部门在决策前,向这些机构咨询,听取意见。“这些官办研究机构高度介入政策制订过程,比如国家发改委下的研究中心,就直接参与十五规划的起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这种模式弊端重重,首先是官方身份到基层调查,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其次,政策建议往往从政府角度和部门利益考虑,使得政策制订出现偏差,从而造成政策推行困难或发生变形。“尤为重要的一点,这些机构的研究者们基于官方立场,揣摸官方意图,向公众解释官方的政策、口号,缺乏独立思考,

7、不能推动制度创新,是他们的致命伤。”王名说。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民间研究机构,由于没有体制上的约束,更多采取公众立场,从大众福祉出发思考问题,眼界更宽泛,目光更长远。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功用也不同:官方机构的调研结果一般都需要保密,而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会公诸于众,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意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负责人仲大军对民间智库的描述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词汇,都直来直去;我们的语言,都一针见血;我们的观点,都反应真实世界;我们的声音,更加独立和自由。市场化最慢的领域但是,对于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现状,仲大军却表示

8、出不满和担忧:“没有哪个领域比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市场化程度更低,发展更慢的了。”在美国,大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中国的智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且研究人员大多身在体制内,兼职参与民间机构组织的研究课题。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各个学科的专职研究人员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而天则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研究机构,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为200万人民币。仅仅从数量上的区别,就可想

9、见二者在社会功用上巨大的差异。中国民间智库的诞生并不晚,为何却发展如此缓慢?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分析了两方面原因: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由于行政决策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为政府高度控制,标准单一化,这就决定了只有极少数的、单一渠道的东西才会被接受,而异于官方价值体系的人和声音,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欢迎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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