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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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新型法条主义如何可能刘星·2011-12-1522:22:11　　　来源：《中外法学》2011年第3期　　　　　摘要：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思想逻辑，基于法学职业的内生性，可通过一种人们熟悉的理论路径，即语言及思想的确定性基于历史约定而成，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历史约定，与“弹性”的法条主义相互融贯，形成更易为人接受、且对法律职业及整体社会法律事业更有益的新型法条主义。　　关键词：左翼法学；法条主义；约定；思想合作；法学职业　　　　一、问题、背景、观点　　本文集中讨论中国早期左翼法学，阐述其遗产价

2、值，并侧重分析与之相关的新型法条主义建构的可能性。作为定义，同时也与本文研究目标相关联，中国早期左翼法学是指在1949年之前，具有社会分工意义、职业专业意义且主要表现“法律、法学”主体身份的学者--如法官、律师、法学教授--的主张“底层民众法律意愿”学说；[1]而法条主义，简单说则指“恪守条文”。　　在中国，左翼法学为人熟知，跨越近百年，其中既包含了上述法学，也包含了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形成的以毛泽东、董必武思想为主要渊源的左翼法学，及后来1950年代初步形成且延续至1960年代的学习前苏联的左翼法学，另从198

3、0年代开始，至今些许式微的当代左翼法学。但在法学界，以学术研究对象论，本文所指中国早期左翼法学常被忽略，未有认真对待，而其他左翼法学则备受关注。[2]　　细分辨，需首先指出，本文所指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特点在于“身份”，即主要是现代意义（同西方意义）的法律家、法学家的身份（尽管是在中国近现代）。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看，此标记了“法律的政治”。而其他中国左翼法学，也因“身份”，即主要是政治家，或从事另外学术职业如广义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或非现代意义的法律家、法学家的其他身份，[3]则标记了“政治的法律”。[4]毫无疑问，全

4、部左翼法学均强调法律与政治的紧密纠缠、内在关联。[5]但“法律的政治”，如当代学者所熟悉，意味着以法律为基点，在法律中展示政治的元素，政治被吸入法律；而“政治的法律”则主要意味着以政治为基点，在政治中主张法律的伴随，法律被归入政治。　　此外，相对而言，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另一特点在于“中西融合”，即通过留学、西文阅读、域外交流（主要与西方及当时日本）等方式表现出来的西方现代法学在中国的“存在”，如熟知西方现代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并能顺利运用西方现代法学方法。此标记了“法律的现代性”。而其他中国左翼法学，更主要强调现代

5、政治化国家建立、巩固、发展的概念，故表现了“国家的现代性”。“法律的现代性”表明，法律本身是改变、推进社会的主动力，法律在自身革命、完善之际可完成现代国家的部分重要甚至主要使命，法律自治本身即为法律存在的前提。[6]“国家的现代性”则表明，法律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可用手段之一，甚至并非主要手段，[7]而且国家的革命、完善也许是法律的革命、完善的前提，法律并不存在自治问题。　　显然，当代中国的法律、法学主体，随着现代法律制度、法学教育的发展、扩张，业已成为重要的一类社会行业阶层。其也体现并张扬了法律、法学业内主体的身份，

6、展示了“法律的现代性”。时至今日，在更多意义上，不论是否情愿，人们只有乃至必须接受随行业利益、法治意识形态推动而来的这一行业继续存在、发展的现实。于是，当中国百年来的动荡、变革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依然延续之际，甚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如此，而且，从中国遵循“政治的法律”、“国家的现代性”路线的左翼法学思潮或法律思想总是“在场的”--至少从未消失甚至常常时落时起，如从国家治理角度不断提出“司法为民”、“执法为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提问：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由内（法律）向外（社

7、会）作出回应的思想实践，本身是否包含了针对中国而言的某种法学性质的潜在历史逻辑，即从法学内部看，左翼元素是否本身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较为宏观地提到中国在今日乃至未来世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则在知识层面上，延伸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法学知识，其对世界法学知识是否存在弥补其某些不足的积极含义？　　从现有法学话语趋势看，以业界论，无论中外，“左翼”思想并非主流。在中国法学界甚至法律界，“左翼”意味着“政治化”、“非严格法律路线”，意味着与现代法律--自然首先是现代法学--的观念不甚协调。[8]而在西方法学界，“左

8、翼”在各种学说纷呈之中已显“陈旧”。[9]在这样的背景中讨论一种曾经的左翼法学，以法学内在意义而言，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如果看到并且承认法学必须回应时代的问题，同时看到，因时代问题的变异、反复、多重，法学多少亦有“时尚”（实为回应社会）的一面，总是历史、境遇的，甚至有时在重获生机时再现魅力，[10]则讨论一种曾经的左翼法学或许会导致我们反而时常乐于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