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雱的《老子注》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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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雱的《老子注》探微王雱（1044—1076），字元泽，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之子。他才华横溢，惜因病早逝，年仅三十三岁。“其学术广泛涉及儒释道三家，不但是《三经新义》的主要作者，又作策论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之事，而且着有《佛书义解》及《老子训传》、《南华真经新传》等，从时事政治到思想学术，发表过一系列的议论。”[１]然而，由于变法反对派对其人格的抹黑、诋毁，致使其学术思想长期被忽略。但是，只要是认真读过其著作的人，即使是受到负面宣传影响，对其人格不以为然，也不得不佩服其著作特别是解注《老》、《庄》之作的精辟深刻。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弘撰在其所著《山志》中说：

2、“注《道德》、《南华》者，以予所见，无虑百家，而吕惠卿、王雱所作颇善，雱之才尤异。”他还叹惜王雱：“使当时从学于程子之门，则其所就当不可量。”不过，他又因为受到关于王雱人格不佳的宣传的影响，而怀疑王雱的《老》、《庄》注解非自己撰著，“或倩门客为之，亦未可知也”。[２]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关于王雱的学术思想，当今学者漆侠、卢国龙皆有精当论述。[３]本文只就王雱的《老子注》作一些探讨。[４]该书现无单本传世，其内容主要保存在北宋太守张氏所辑《道德真经集注》（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中。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

3、》均有征引，可资校刊。笔者曾对王雱的《老子注》作过辑校，作为附录刊于拙着《北宋〈老子〉注研究》一书（巴蜀书社2004年11月出版）中。关于王雱的《老子注》，北宋梁迥在为太守张氏《道德真经集注》所作《后序》中曾作过高度评价：“近世王雱，深于道德性命之学，而老氏之书，复训厥旨，明微烛隐，自成一家之说，则八十一章愈显于世。”[５]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王雱《老子注》之特点：一、“孔、老相为终始”论《老子》主张以道治天下，批评儒家的仁义礼智等纲常名教。受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北宋人在二、“老子之言，专于复性”《老子》罕言心性，五千言中无一“性”字。战国秦汉

4、以至魏晋南北朝的众多《老子》注，也很少涉及心性问题。唐代虽有成玄英和陆希声在《老子注》中探讨了复性问题，但总的说来，以心性之学解说《老子》仍非普遍现象。北宋儒学复兴，心性问题成为儒家学者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重视心性之学的时代思潮，在北宋人的《老子》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北宋学者普遍认为，《老子》一书讲的便是尽性、复性之学。王雱更明确认为：“老子之言，专于复性。”[１７]王雱以复性之学解《老》，在《老子》注中探讨了人性的来源、本质、失性之由与复性之方法以及尽性与穷理之关系等问题。先秦时期的孟子和荀子虽然分别提出了性善和性恶两种对立的人性论，但他们对人

5、性的来源问题，即人性的本体论依据，没有进行探讨。朱熹就曾对孟子的性善论未能在性与天道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联系提出批评。他说：“孟子亦只是大概说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处，也少得说。须是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处，方是说性与天道尔。”[１８]又说：“孟子不曾推原源头，不曾说上面一截，只是说成之者性也。”[１９]这里“继之者善”指天地之理，“成之者性”指人物之性。朱熹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没有阐明性的本体论来源和根据，理论上“少了上面一截”。[２０]孟子曾说过“尽心知性则知天”，可见他认为性与天是有一致性的。但是，毕竟缺乏直接的论证。这也就是朱熹批

6、评他的原因。在先秦儒家典籍中，直接论述天（或道）与性的关系的有两处：一是《中庸》开篇就提出“天命之谓性”，一是《易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当时和以后直到隋唐的儒者并未根据这一提示，将性与天道贯通起来。直到宋儒才对这一提示予以充分重视，据此建立其人性论的本体论证明。北宋儒家学者对性与天道的贯通，学界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程颐的“性即理”说。然而，正如陈来先生指出的那样，程颐虽然将性与天理（天道）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只是一种自然的天人合一，还没有后来那种禀受天理为性的实体说法”。[２１]钱穆先生亦指出，伊川讲“性即理”主要是阐发孟

7、子之义，在伊川思想中性理“非从宇宙界落下”，亦即不是从形而上的本体而来。[２２]钱、陈二先生认为，只有到了南宋的朱熹，才从本体论的高度进一步论证了性即是理。笔者通过考察北宋的《老子》注发现，其实早在二程时代，一些儒家学者在三、“可道之道，适时而为，时徙不留，道亦应变”王雱将“道”区分为“常道”和“可道之道”。他认为“常道”乃“万物之所道，在体为体，在用为用，无名无迹，而无乎不在者是也”[５８]。对于“常道”，“虽圣人之言，常在其一曲”[５９]。也就是说，即使是圣人，也无法语其全体，而只能表达它的某一个方面。常道的某一个方面即道之用，也就是“可道之道”。王

8、雱认为，“可道之道，适时而为，时徙不留，道亦应变。盖造化密移，未尝暂止，昔之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