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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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唐代社会曾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一点，中外史家几乎都没有异议。但唐代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何以发生，变化的意义何在，史学界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业师唐长孺教授在其新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下简称《三论》）一书中，曾探讨唐代的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　　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2]。唐朝上承隋、北周、西魏等北朝王朝系统，唐初的统治核心亦属西魏当权者宇文泰主导下所形成

2、的所谓“关陇集团”[3]，而唐代的变化却具有“南朝化”倾向，这的确是一个引人思索的论点。本文拟在唐教授《三论》的基础上，对唐代的南朝化倾向问题，略作进一步的说明。一、唐长孺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有关论点　　唐教授是从魏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在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发展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或者说从汉魏之际以来封建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延长线上，来把握唐代的变化。　　据《三论》所述，汉末三国之际，南北双方同步向封建社会过渡。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模拟封建田园的屯田和屯田客，模拟家兵部曲的士家制，品评人才的乡里清议之被纳入朝廷选举轨道即九品中正制，都在曹魏与孙吴同时存在。

3、总之，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的特征，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　　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永嘉乱后南北重告分裂，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南方和北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历程。大体说来，东晋南朝田园别墅形式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急遽发展，国家编户大量以佃客等各种名义沦为私属，士族高门无论侨姓、吴姓，都是魏、吴旧门，他们具有最高政治、社会地位，甚至江南本不流行的清谈玄学，也被移植到江南，从而继承了魏晋学风。显然，东晋南朝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汉末三国以来旧轨，或者说符合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北方则由于屡经战祸，社会生产和固有的

4、封建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先后出现许多来自北部边境的少数族所建立的政权。这些北族政权，特别是最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的统治，除了遵用汉魏传统以外，总是杂用自己所熟悉的模式与风习。正是由于各内迁少数族原有的社会结构特点，以及他们对于汉族社会制度、文化的独特认识，从而使北朝的历史发展较之南朝体现出明显的差异。相对于南朝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朝则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推行了均田制，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保证了大量自耕农民的存在。东晋南朝仍然继承三国西晋的世袭兵制，兵户身份卑微。到南朝后期，召募制逐渐推广，成为军队的主要建置形式。永嘉乱后北方建立的诸少数族政权，都是以本族成员为主，辅之以服

5、属诸少数族，组成禁卫军和军队的主力。西魏北周府兵制实际上是十六国以来部落兵制的继续，兵士身分至少不低于一般平民。北魏中期以后的番兵，丁兵、包括后期府兵，系普遍征兵制，基本征发对象为均田制下的自耕农。南朝商品货币经济相对发达，曾出现非官立市场的草市、小市；纳钱的商税成为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甚或租调也部分折钱交纳；手工业方面则出现了工匠和雇制。北方由于长期战乱破坏和少数族政权的部落遗风，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才下诏冶铸、行用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始终不足以同南朝相比。南朝高门士族自宋齐以降逐步丧失政治、军事权力，北朝高门却在太和改革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和组织作用，并在北方

6、的长期动乱中不断显示出自己坚实的宗族乡里基础和较强的军事、政治实力。南北学术风尚也出现显著的差异，南方重义理，上承魏晋玄学新风，礼玄双修，儒道兼综，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北方则继承汉代传统，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讳；佛教重修持，有佛道遗风。　　时至唐代，随着南北政治上重归一统，文化上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日渐缩小，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相对北朝传统来说十分巨大的变化。唐代前期继承北朝实行均田制，大抵自武后时代，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均田法渐成具文，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正式颁行，均田制彻底废弃。唐代均田制的破坏，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表明土地制度上历史

7、重又与魏晋南朝相衔接。唐代中叶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募兵制代替了包括府兵与兵募的征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在籍民户大量逃亡，征兵制日益丧失其赖以征发的基础。高宗时开始出现募兵，玄宗时得到推广，开元天宝之际，府兵及其他各色征兵制全为募兵制所代替。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募兵制的推广，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对南朝倾向的继承。唐代赋役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与均田制相联系的按丁征发课役的租庸调转变为按户资与按亩征发的两税制。计亩征税与田亩列于户资，本是南朝成法。唐朝自前期的地税以至后期的两税，体现了南朝化倾向，而这又是以土地制度的南朝化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