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东军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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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河东道为时人称誉为国之北门，地雄兵众户，深为唐朝廷所重视。然而中唐以后，河东节度之实况与唐前期相比己大为逊色.所谓大镇雄藩、精甲十万等称号已受之有愧。且不说具兵额难及十万，就连治下州—县也变得久己残破；乾符年间，河东以延资库供粮边镇的事实，证明建中前后西北边镇于北都市粮供军之情景，己成明门黄花；元和之后，河东节度以民困库虚，州残俸薄的形象.在不少唐人的记录中，较隋时、唐前期河东库贮数千万之盛况.显见其破落之轨迹。大镇何以衰落的因素可能很多，但河东东军额居诸镇之最，难逃其咎。面对河东军费沉重之现状，唐朝廷一改“统筹兼顾”的体

2、制，只是偶尔以粮食、器甲、马匹、俸料等补给其阙，但河东依前地同比远.诸种证据凸显了—个事实：显然河东之残破牵累于巨额军费，造成中唐以后河东诸州残破之原因，也与军费管理体制的前后变化相关。一“天下雄镇”的衰落《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太原府》：“河东最为天下雄镇，犄角朔方。自注：河东节度管理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衣赐一百二十六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诸书记载天宝初年河东军费时，多与此同，独.---《通典》卷6《赋税下》，记为：“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每岁军用日增。”社佑于此分到诸军费支出，

3、其中河东节度：籴米粟40万，给衣40万，别支计50万疋段，馈军食50万石。前三项合计130万疋段，与上引李吉甫所言之126万稍有出人，恐为分项记录时不计余教而总计时略言大数等情况有关，由此可窥见天宝初年河东军费支用之大概。李吉甫言河东为天下雄镇。时人办有相似记载，令狐楚在《为郑詹尚书谢河东节度使表》等文中言：“太原守在北门，地方千里，丰沛故壤，陶唐遗人，合求勋贤，膺此委任。”梁肃也认为河东是“北门宴闲，夷夏是赖......国家之丰沛，天下劲兵所处。”丽正殿学士韩覃疏中言河东：“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又曾任河乐节度掌书记的李德裕

4、其所作《掌书记厅壁记》记载：况河东精甲十万，提封千里，半杂胡骍.遥制边朔，惟师旅之威容，为列藩之仪表。等等。从这些略带夸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河东之所以可称“大镇”，有几个原因，即所谓据边守险、兵强马壮，其中以兵众马多为主，但其所管将士是否如李德裕所言有“精甲十万”，尚待斟酌。宋人王应麟引“张洎曰：唐......郡国军额，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汾宁、宣式各六万，滁徐荆扬各五万，宣襄寿镇海各二万，现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张洎之言不知所据为何，其言河东军额为十万，正与李德裕之言相合。唐人在许多场合也有类似提法。似

5、乎河东兵额十万证据确凿，.---可信无疑。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史书于此多有抵触。大历贞元之间，长孙某、李繁记其时宿兵十万，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马燧对组建此道军事力量有过不小的措置，“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居一年，陈兵三万，开广场以习战阵，教其进退坐作之势。”马燧于大历十四年（779年），至贞元三年（787），任河东节度使.其时河东实有兵三万，非十万。再者，据崔元略、李德裕记，贞元元和之间，河东兵额也非十万，检《新唐书》卷170《王锷传》“河

6、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兵才三万，骑六百，府库残耗。锷能补完啬费，未几，兵至五万，骑五千，财用丰余。”王锷在元和五年（810年）到十年（815年）间，任河东节度使，其时河东兵由三万增加到五万，己称能政，与前揭诸议沦，述作不合。至于王锷何以在岁余之内，使河东马匹由600匹增加到5000匹，史无明文，参《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吉甫传》元和八年，“以江淮甲三十万给太原，泽潞军，增太原马千匹，由是戎备完整。”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年）给太原甲30万，马1000匹，正是王锷在短时间内“器械精利，仓库充实”的内幕。河东在唐时为国之北门，

7、号称雄镇，但并非如诸家所言，有精兵十万，实际兵额在天宝之后在三万到五万左右，清人吴廷燮在其《唐方镇年表..---旧序》中记：河东、宣武，号称大镇，究厥地影，如今一道；江西、福建，即今一省，而置观察，号为小镇，并汴戎士皆诩十万.洪、福、潭、越不过万人，盖以此也。实则大镇厥军五万，此外节度率皆率领三万。吴氏对大镇十万之说提出怀疑，颇具卓识。他认为并、汴为大镇，与前引宋人张洎之太原、青社，有所偏重。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河东为唐时大镇。如果青社是指平卢淄青，则在元和末已分成三镇，使其大镇地位因此而削弱。至于并、汴之顺序，唐宣宗时河

8、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宣武。周墀奏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宰之求何可厌？”同其他人一样，周墀、王宰都认为并、汴是大下大镇。但王宰以河东节度身份厚赂求领宣式，其二者之地位高下己非常明显。唐朝廷天宝时定河东节度之军粮预算额为年50万石。衣赐为125万段，其后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