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访谈：诚实是诗歌灵魂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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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黄灿然：诚实是诗歌灵魂的基石①木朵：在《我的衣食父母》（《读书》，2001年5月）一文中，你谈到了“英文学龄”与“诗龄”这对“难兄难弟”之间的关系。我的一个香港朋友说，你是香港兼备译诗、写诗和诗评的全才，而且无人能出其右。你能评价“全才”的价值吗？三种才能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而且，三者在你的笔下是依次得到发挥的，这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包含着哪些趣味？　　黄灿然：全才是恭维了，不如说兼职。翻译很大部分跟职业有关，诗评最初是由写文章引发的，而最初写文章主要是为了赚点稿费。在这三者之

2、中，似乎翻译最辛苦，三个角色中，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一年只写十来首诗，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这个比喻是突然想到的，而当我写到他勤勤勉勉、任劳任怨时，竟深深被他感动了。　　　　按次序或者辈份，应是写诗、翻译、评论。翻译除了确保诗人温饱之外，诗人遇到危机，翻译往往及时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翻译像一门功夫，可以帮诗人消除烦恼。翻译要求专心，写诗伤脑伤身，翻译用脑但不伤脑——加上要搬动众多的厚词典，差不多是体力工作。翻译对我来说主要是一门技术，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人名、地名、某个生僻词、

3、某个复杂的句子，且不说翻译过程中那些虽然容易解决、但毕竟也要花时间解决的实际问题）。这门技术，跟在工厂或农田里干活差不多，写诗遇到困难时，干活是一种放松，甚至是一种消遣，同时又可以顺便吸取营养。　　　　在写诗、翻译、评论都各有所成，确立各自的身份之后，三个角色之间的次序，便开始处于经常互换的状态。谁指导谁，谁监督谁，谁影响谁，谁规管谁，谁苛刻谁，便说不清楚了。但大致可以说，诗歌劳心，翻译劳力，评论则费时：我写一篇较长的评论文章，往往需要大块时间，例如一两个月，修改二、三十遍。这两年来翻译工作太繁重，

4、空不出这样的时间，所以没写较长的文章了。不过，它们并没有因此失去，只是推迟。　　　　既然是兼职，“无人能出其右”改为“无人想出其右”-..更准确。有人兼做记者、编辑、大公司要员、教授、活动家、自己的作品的积极推广者等等，都十分出色。相对而言，我这种兼职还是比较清苦的，也比较符合我的本性。　　②木朵：再来谈你的另一篇长文：《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3月及4月）。你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比如“两大传统”（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传统）如何影响新诗写作？在提及屈原、陶潜、王维、李白这四个“

5、大诗人”之后，你认为杜甫是“集大成者”，杜甫之后，“诗人开始变小”。你还认为，“现代汉语的本质乃是白话文与汉译的混合体”。在论及现代汉语诗人与西方现代诗人之间的关系时，你提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角度。——几年之后，再来观察自己观点，你有何改变？新诗是否拥有了自己的传统？你对“第三代”、“70后”这种序时标尺，有何看法？能否再复述一下“大诗人”的衡量标准？　　黄灿然：基本观点不变。关于新诗传统，如果说发展了一百年，还没有传统，表面上似乎说不过去，但实际上如此。我认为这传统尚在初步阶段，只是一个

6、雏形。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应是，如果有人不读外国诗而只读新诗，且能写出好诗，成为独当一面的诗人，还能写到老并且写得好，那么新诗就有自己的传统了。但目前我尚未看到一个不读外国诗而写好诗且能写到老的中国诗人。若要勉强谈“传统”，大陆倒有很多官方文联或作家协会或希望进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诗人，他们似乎只读五四以来的新诗，可能也会加上三五位读不懂的外国诗人。新诗的传统产生、而且似乎只能产生这类诗人。就我而言，我只能从外国诗和中国古典诗吸取营养，在修行方面更主要以外国现代诗人为榜样，因为中国古典诗人的环境离我们较

7、远，而新诗以来的中国诗人则是松懈、容易满足的，只写到中年便散架了，不足为训。　　　　划分年代对诗人个体没有意义，但它方便批评家作笼统指称。当个体诗人强调自己属某一群体，往往意味着个体诗人虚弱。尚有一类虚弱的诗人需要借助一个群体，就像借助一个媒介那样，来显现自己的声音。另外就是，初出道的诗人往往需要与别人绑在一起。虚弱不一定与品质有关，不少虚弱的诗人是优秀诗人，只不过他们诗才小而精，如果想靠自己发出声音，其诗才会在发出声音的过程中耗尽，也即别人还听不见的时候就耗尽。在起步时，若是为了取得一个立足点，为

8、了踏上一个平台，而以年代或群体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时候毕竟没有自己的身份或形象），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大诗人”的定义，似乎没有复述的必要，但可以作若干补充。大诗人或重要诗人，与小诗人或次要诗人，这种划分，其实是颇具伤害性的，尤其是小诗人或次要诗人看上去像一个贬损词。如果你不是大诗人，便得划入小诗人。但是在大诗人与小诗人之间或之外，仍有广阔的天地。新诗以来一直没有大诗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一百年来都是些次要或小诗人在写作？在我看来，大小之外，还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