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看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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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自英国作家兰姆姐弟改写的TalesfromShakespeare，是萧乾重要的翻译作品之一，对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居功至伟。从历史描写的角度考察这部译作，可以解读其从产生、出版、接受到参与目标文化建构的“生命历程”。首先，产生于政治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的萧译本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文化语境与集体误读的诗学决定了其翻译选材与翻译动机；其次，通过原文、译文与莎剧经典译本之间的文本比读，发现萧乾“归化”的翻译策略是借鉴朱生豪等名家经典译本的变通策略，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等外部因素的

2、操控，又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最后，萧译本自出版以来不断重印和再版，出版的形式日趋多元化，在目标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构建中扮演了诸多重要的角色，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与影响。简言之，通过文化解读，可以看出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等内外部因素对萧译本的产生和接受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和翻译文本信息等方面的选择，而且，译本作为原作的“生命的延续”，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反响乃至文化建构功用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决定和制约。［关键词］萧乾；《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3、》；翻译；文化解读；英语论文范文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以下简称《故事集》）是著名作家和文学翻译家萧乾的重要翻译作品，1956年7月以《莎士比亚故事集》之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重印出版时，为避免误会是莎士比亚写作的或是关于他自己的故事，遂更名为现名。《故事集》译自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CharlesLamb&MaryLamb）以叙事散文形式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最初传到中国来，就是通过这个故事集的中译本的。上海达文社1903年翻译出版的文言译本《澥外

4、奇谭》是兰姆姐弟改写本的首个中文译本，也即中国译介莎士比亚的滥觞[1]270。此后100余年来，国内虽然出现了不少以莎氏原剧为蓝本的优秀译作，但对兰姆姐弟改写本的译介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所及，1949年之前《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译本有7种，而在此之后截止本文写作时至少有15种之多（可参阅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莎士比亚类书目）。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翻译当数林纾（魏易口述）的《吟边燕语》和萧乾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文化学翻译研究代表人物AndréLefevere认为，翻译作为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是历史决定的范

5、畴，既受目的语社会文化诸多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的制约，同时又对目的语文化产生影响[2]。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化并受到影响的程度。莎剧的翻译与中国国情密切相连，重译、改译、改编直接服务于现实[3]16。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虽只是一个文学改写本，但它在中国的译介，如同莎剧在中国的翻译一样，也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值得一书的翻译现象。因此本文欲借助文化学翻译理论，从历史描写的角度研究萧乾的译本《故事集》，解读其从产生、出版、接受到参与目标文化建构的“生命历程”。一、

6、历史语境与翻译动机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的1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政治敏感的特殊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被纳入捍卫、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主题范围内。在文学创作领域，集体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和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要求广大作家自觉地放弃独立思考的神圣权力，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利益；同时也要求文学创作放弃艺术审美的自由原则，成为社会生活中权力意志的工具[4]12。许多当时正年富力强的作家（如冰心、巴金、曹禺、沈从文等）由于无法接受这种思维模式，不得不终止了自己所喜爱的文学事业。萧乾尽管在1955年被中国作协吸收

7、为专业作家，但也不能进行文学创作[5]642，他不甘于整天闲着，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转而埋头从事翻译。期间，萧乾在外文出版社偶尔做过“毛选”之类的中译英文件翻译工作，其僵硬的翻译模式令他一直都很反感[6]80。但幸运的是，他主要还是从事英译中的文学翻译，仅1956年就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好兵帅克》（节译本）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三部世界名著。萧乾后来戏称，一生中翻译是他的安全阀和收容所，解放前为了生计，而后是救命的“一根稻草”[5]641~6425/5。实际上，萧乾的英译中文学翻译除《尤利西斯》外，确实都是在194

8、9-1979年间完成的，除上述三部翻译作品外，还包括《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961年开始与李从弼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柯克小品选》（1963年化名“佟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屠场》（1964年与张梦鳞合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只不过有的译本因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