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性写经题记及反映的妇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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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女性题记，先看署名前的限定词。而出家人(或受戒信徒)与世俗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她们往往在其名号前冠以比丘尼（清信女或优婆夷）等佛教专称来表明身份。所以女性题记又有出家人(或受戒信徒)与世俗人之分。鉴于遗书的分散以及题记的琐碎，兹先列表将其做简单的辑录与归类。题记有明确纪年的，在表格中按年代先后排列。没有确切纪年的，尽量做出大致的判定。无法判定的，列于有年代的题记之后。表中所列的经书，既有佛教典籍，又有与之相关的经疏、戒本等。其中从外地流传至敦煌的写本，主人虽非本地女性，但能在敦煌流布并得以保存下来，从某些方面来说，敦煌女性肯定是认同这些题记的愿望的，故也算作敦煌女性题记。（一）出家人或受戒信徒的题记中，署名比丘尼的较多。这也许是因为她们身处佛门，抄经是其必修的功课，抄经的机会多于常人，署名机会相应也多之故。比丘尼写经题记年代出处名号写经原因、愿望佛经卷号景明二年（501）太岁辛巳六月水亥朔十二日甲戌道晴供养《大般涅槃经》卷九上图106、Дχ02949大统九年（543）七月六日已丑朔贤玉供养《大比丘尼羯磨经》S.0736大统十六年（550）四月廿九日道容往行不修，身处女秽/愿转读之者，兴无上之心，流通之者，使人惑感悟。又愿现身住念，无它疾苦，七世父母，先死后亡，现在家眷，四大胜常，所求如意。又禀性有议之徒，率其斯愿。《大般涅槃经》卷十二S.4366岁次戊寅（558）十月三十日元英为七世师宗父母、法界众生、三途八难，速令解脱，一时成佛。《大集经》《入楞伽经》甘博002天和四年（569）岁次已丑六月八日永晕寺智□受持供养《大比丘尼羯磨经》S.2935 开皇十六年（596）五月八日明晖供养《佛说佛名经》卷五S.0635大业十三年（617）岁次丁丑月日法藏为亡妣/奉资久远以来过去眷属，即日所为亡妣神灵。唯愿承兹妙法，与一切含生，俱登正觉。《妙法莲华经》卷五P.2334天授二年（691）三月廿九日灵修寺善信为亡妣/愿亡妣乘斯福业，上品上生，现在安乐，普及含灵，俱同妙果。《妙法莲华经》卷四S.2157大足一年（701）三月十五日慧昌亡母索氏/获福无量《妙法莲华经》卷七北羽031开元九年（722）五月一日玄□受持《妙法莲华经》卷五S.3510寅年（786？）七月十五日胜藏受持《律部略抄本》北宿039申年（792？）十月七日贤智受持《戒本》北大D168三校竟《妙法莲华经》卷九S.0258先为师僧父母，后为己身《四分尼戒本》S.1167正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百四十S.1587甘露寺真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S.2190安国寺患尼妙福尽心供养《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逆修身七斋功德经》一七卷S.2489、北字045梵守供养《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卷十七S.3552僧豫供养《尼律》S.3758 觉如《略抄本》一卷S.4167v慧智供养《大般涅槃经》卷十二S.6563智行受持《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卷十、《大般涅槃经》卷十三P.2239、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83号庄严受持《妙法莲华经》卷六北雨042乙丑年二月十六日瓜州智清宿业罪因，愿皆消灭，见世速登正觉。《佛说回向轮经》北丽074大乘寺首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二十七浙敦031佛弟子何三娘号名四德《长爪梵志请问经》P.2428从表中看出，有明确纪年的题记起于北魏景明二年（501），止于唐开元九年（722）。用天干纪年的题记应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年代迟于开元之后，但具体年限难以确定。女尼所在寺院，永晕寺（北周敦煌尼寺，也是现知敦煌最早的尼寺）、安国寺（巳年初见其名，淳化五年犹存789-944）、灵修寺[1]（武周天授二年初见其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犹存，691-979）乃敦煌当地有名的尼寺，十世纪仍见之于敦煌其它文书中。写经题记以受持供养、抄经记写居多，也有为亡者追福、悼念的。抄写的佛经内容比较广泛。比丘尼戒律也是抄写的对象。关于（清）信女与优婆夷，其实所指为同类人，即接受了五戒而在家修行的女居士。只不过优婆夷为梵语音译。但古人既已分而称谓，笔者也依此习惯。清信女写经题记 年代姓名写经原因、愿望佛经卷号大统七年（541）岁（下残）王明□□为（下残）/金光明（下残）/长与无（下残）/（上残）之敬《金光明经》卷五北号086大隋开皇十八年（597）四月八日氾仲妃为亡夫/以此善因，愿亡夫神游净土，七世父母，现在家眷，所生之处，值佛闻法，天穹有□，地极无边，法界有形，同登正觉。《大般涅槃经》卷卅五S.2791大隋仁寿三年（603）二月十四日令狐妃仁（仁是是、阿谩等）愿令七世父母及所生父母，现在家眷所生之处，值佛闻法，与善知识共相值遇，命过之后，托生西方无量寿国，及法界众生，同沾斯愿。《大通方广经》卷上S.4553义和五年（618）[1][2]戌寅岁十月十一日夫人和氏伯姬冀金教永传于千载；玉簪不朽于万祀。庶以斯福，仰愿国祚永隆，本枝万叶。愿过去先灵，面圣观音。现在亲因缘眷属，恒履休和，未来见佛。普共有识，同沾斯润。《妙法莲华经》卷六上图021延寿十四年（637）[2][3]岁次丁酉五月三日（麴氏高昌国主）麴文泰之女以斯微福，持奉父王，愿圣体休和，所求如意，先亡久远，同气连枝，见佛闻法，往生净土。增太妃之余算，益王妃之光华，世子诸公，惟延惟寿，寇贼退散，疫疠消亡，百姓披煦育之恩，苍生蒙荣润之乐，含灵报识，有气之伦，等出苦源，同升妙果。《维摩诘经》卷下S.2838总章三年（670）三月廿四日孙氏为亡母/愿亡者神生净域，面睹弥陀，法界含灵，俱登佛道。《妙法莲华经》卷一P.2881仪凤三年（678）四月上旬阴氏为亡妣。《妙法莲华经》卷六上图027开耀二年（682）二月上旬彭法藏为法界众生受持诵读。愿见闻随喜，读诵受持，如说修行，并登佛果。《妙法莲华经》卷四津艺039 大唐永淳元年（683）五月十五日李氏愿亡考妣己身等，生诸佛国莲华，受形宝座之上，三涂永绝，不复生死，去即飞腾，来即乘空，出没自永不闻刀兵饥谨之名，长离生死之道，法界众生，一时成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津艺306垂拱四年（688）六月日杨阿僧与人受持。《妙法莲华经》卷一S.0194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十一日邓氏[3][4]上资天皇天后，圣化无穷，下及法界众生，并超西方，供同上品之果。《佛说阿弥陀经》S.2424大唐上元二年（761）四月廿八日张氏愿以此功德，上资天皇天后，圣化无穷，下及七代父母，并及法界苍生，并超烦恼之门，俱登净妙国土。《无量寿观经》S.1515大历十五年（780）正月日女弟子妙德（于沙州灵图寺受戒）仰人各写一本，令诵持，如因斋日，试不通，罚一七人□。《菩萨十无尽诫》S.2851天福六年（941）辛丑岁十月十三日曹氏奉为己躬患难，今经数晨，药饵频施不蒙抽。今遭卧疾，始悟前非，伏乞大圣，济难拔危，鉴照写经功德，望仗危难，消除冤家债主，领资福分，往生西方，满其心愿，永充供养。《佛说摩利支天经》P.2805垣法臻供养《大集经》二十七卷S.0295卢二娘[4][5]惟愿两国通和，兵甲休息，应没落之流，速达乡井，卢二娘共沾此福。《金光明经》卷二S.1963乙卯之岁四月中旬[5][6]逃？阿难？为一切……《妙法莲华经》卷五上图109清信女祈愿保护的对象，从自身到家人、国事皆有。写经从北朝到五代时期，延续也有数百年之久。其表明身份是在“清信女”之后称姓氏。 优婆夷写经题记年代姓名写经原因、愿望佛经卷号开皇十七年（597）九月、四月一日袁敬姿愿从今已去，灾障殄灭，福庆臻萃，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无诸障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地。《华严经》S.1527、2527、4520、5762、6650；P.2144；上图022、067大隋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廿三日刘圆净愿一切众生转读，闻者敬信，皆悟苦空，见者受持，俱胜常乐。又愿刘身早离边荒，速还京辇，罪障消除，福庆臻集。《佛说金刚般若经》S.2605天宝十二载（753）五月廿三日优婆夷社《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津艺003、262觉圆愿患消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S.5248包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二北昃085优婆夷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云036冯优婆夷《佛说八阳神咒经》北柰014如上所见，署名优婆夷的写经相对要少一些。其书写年代基本上集中在隋唐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有优婆夷社邑的集体写经。这对研究敦煌地区的社邑活动以及女性结社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在署名上，“清信女”只在姓氏之前，与“优婆夷”可前可后，这一点不大相同。（二）其实，归类在这一部分的女性，首先都会是佛教信徒。从她们自称“佛弟子”、“弟子” 就可知。但因年代久远，其受戒与否还是只在家修行，或者仅是病痛、丧亲等不幸之事临时让她们寻求佛祖的庇佑，现多已无法一一查证了。所以只能在除去明显的受戒信徒外，将其他的粗略地归为一类。俗家信徒写经题记身份年代写经原因、愿望佛经卷号敦煌太守邓彦妻元法英西魏大统七年（541）之前[6][7]为一切《贤愚经》卷第一、二P.3312、甘博004秦王妃崔大隋开皇八年（588）岁次戊申四月八日为法界众生《思益经》卷第四S.4020皇后大隋开皇九年（589）四月八日为（法界）众生《佛说甚深大回向经》；《大楼炭经》卷第三；《太子慕魄经》；《持世经》卷第三S.2154b；P.2413、津艺021；浙敦029；上博57弟子女人索八娘上元二年（675或761）十一月廿七日为难月/愿无诸苦恼，分难平安。《药师经》P.2900清信佛弟子王琳妻齐氏垂拱四年（688）；垂拱四年（688）十一月奉为亡女/愿亡者及遍法界众生共成佛道。比为身染缠疳/以此功德资益一切含灵俱登佛□。《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妙法莲华经》卷第三S.0592；S.0791佛弟子翟氏长寿三年（694）六月《阿弥陀经》S.3542孔道生妻景云二年（711）四月八日为男思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2884 摄豆卢军仓会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辟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至德二载（757）十一月十三日为亡妣远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津艺283女人贺三娘申年（792？）五月廿三日□（流）落异乡，愿平安。《观世音经》S.2992女弟子太夫人张氏[7][8]大唐光化三年（900）庚申岁二月九日。谨为亡男使君端工衙推/愿三郎君神游碧落，连接天仙，质（直？）往净方，闻经树下，三涂八难，愿莫相过（遇），花台莲宫，承因（荫？）游喜，阎福促寿，永舍无来，净土长年，恒生于此，慈母追念，崇斯胜缘，咸此善因，皆蒙乐果。《金光明最胜王经》序第一S.1177□寿妻为身染患。《佛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S.0053索宝集妻为合家大小。《维摩诘经》卷中S.0756弟子郭法姬仰为亡夫杨群豪/冀使三乘正观，四趣同归，诸缘此福，敬使此姬身，延算现长，福闺相加，道心日进，普及含生，齐正觉。《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三S.0767 清信佛弟子张毛□妻子彭氏一心供养《大乘无量寿经》S.4292弟子李氏受持《佛说无量寿经》北重037题记中，她们表明身份的方式不尽相同，大多妻随夫名，自称“某人妻”。也有自称（佛）弟子的。也许是与社会接触面更多，从题记的内容看，她们的祈福是比较多方面的。其实所见的写经题记，与女性有关的不止以上所列。有更多的虽以男子的口吻书写，写经的目的却是为了某些女性，至少是兼及了某些女性。以及男女共同署名的抄经。还有一些虽不清楚书写者的性别，写经目的同样也是针对某一女性。鉴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列表举出，只在下文的叙述中引用相关的内容。二、题记中所反映的问题如上所说，本文就是力图从琐碎的女性写经题记中来窥览敦煌古代女性的一些生活状况。而题记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敦煌古代女性的社会心理在敦煌这一佛教信仰的国度里，历经数代的熏染，敦煌百姓对佛教的专诚，一言即可蔽之。但女性对佛教的关注，除了整个社会风俗的浸染，还有她们心中对佛祖寄予的更深意愿。关于她们的社会心理，其实反映在题记中，就是她们的写经目的与要求。一、向往佛国净土，来世脱离女身先看她们对佛经题材的关注。由以上表格可见，她们抄写的经文多而杂，不拘于某一类佛经。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大般涅槃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华严经》等大乘主要经典最受关注，为不同阶层的女性转写，此所谓普遍信仰吧。还有大乘密教经典，如《佛说回向轮经》、《尊胜陀罗尼经》等，及中国人所撰之“伪经” ，如《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大通方广经》等也都被她们所关注。光看这繁多的佛经名目，其中似乎并无特别的规律可循。佛教教义是劝化人们将一切希冀托付于来世，来世说的种种诱惑是无苦无忧的净土生活，大乘教义更是宣扬众生皆能成佛。这对于古代社会地位总体低于男性的女性来说，今生无法摆脱身为女人的诸多烦恼和所受的歧视，所以只有来世的“光明”前景才激励她们礼佛、拜佛，并乐此不疲。所以在题记中，女性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莫不充满着对来世的期盼与企求。如S.0592“……愿亡者几遍法界众生共成佛道”、S.1529“……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无诸障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地”、P.2881“……愿亡者神生净域，面睹弥陀，法界含灵，俱登佛道”、甘博002“……为七世父母、法界众生、三途八难，速令解脱，一时成佛”等等，几乎全是对佛国的向往。她们对一些宣扬众生皆能成佛，特别是能离女身的佛典寄予厚望。这种希望，存在于不同身份的女性中。如《佛说阿弥陀经》，即宣扬按一定仪轨诵持，即可“命终生无量寿国，永离女身”。S.2424中的邓氏和S.3542中的翟氏就是此经的虔诚供奉者。《大般涅槃经》的信仰，女弟子很多，这与经文宣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使“一阐提人”（断绝善根的人）也可成佛的思想大有关联。S.0767、S.2891的女弟子都是依托此经为亡夫追福。还有S.4633的比丘尼道容，她认为“往形不修，身处女秽”是一切忧苦的源头，诵持经文即为“离女身，后成男子”。北新1276《入楞伽经》的题记有“……即集因殖，窠行女秽，……使得离女身，后成男子”之句。《无量寿宗要经》也宣称持诵可得“长寿、灭罪、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不受女人身”等。而这些经典无一例外地都被敦煌女性抄诵、供养。可见在女性教徒心中的信仰重点就是，通过今生的修行，不仅来世离苦获安，而且能脱离女身，不再生为女人。二、对现世苦难的无奈，乞求佛祖的庇佑女人面临的人生问题中，生儿育女时的痛苦是无人能免的。古代医学水平的低下，使得生育过程不亚于一场生死挣扎。她们心中的惧怕与信仰让她们转向佛祖的庇佑，以求平安。 P.2900就是“索八娘”为生娩而祈愿。题记中所说的“难月”即产妇分娩的当月。敦煌风俗有为此写经绘像或设道场祈愿，以保产妇母子平安。如《乾德六年（968）绘观音菩萨功德记》：“即有我娘子以与男司空为新妇小娘子难月之谓也”。遗书中的难月文，如P.2587v为难月设道场，其文曰：“仗众圣以延龄，祺万灵而佑护”。P.3765愿文“唯愿日临月满，果生奇异之神童；母子平安，定无忧嗟之苦厄”。P.3353记一女子给寺院施舍若干物品，设道场，请僧人诵经，“为己身临难此月，愿保平安，早得分难，无诸灾障。”S.2204《父母恩重赞》，将父母养育儿女的辛苦不易集中为十段赞言，其中“第二临产是辛酸，命如草上露珠悬，两人争命各怕死，恐怕无常落九泉……”，最后“忧愁烦恼道场边，逢人即道损容颜，且母怀胎十个月，常怕起不安然……”。S.0289《报慈母十恩德》概述从怀胎起到儿女长大成人，母亲为之付出的“十恩德”。其中，“第二临产受苦恩今日说向君，苦哉母腹似刀分，禁痛不忍闻。如屠割，血似盆，性命只恐不存。劝君问取释迦尊，慈母报无门。”从这些言辞中，既能感到女人对“难月”的恐慌与不安，同时也有她们对佛祖的信任与依赖之情。生、老、病、死的更替，在古人眼中并没有合理的解释。而佛教宣扬今生的遭遇皆是前世的“业力”所致，无法回避。无奈之余，抄经不仅能算作一大功德，而且将痛楚倾吐出来，佛祖总能有所庇佑和慰籍。如S.2489、北字045、S.0053、S.0791等是为生病而愿早日痊愈。S.0592、S.2791、S.0767、S.1177、P.2055b、P.2884、北潜015、上博37、津艺283等都是为亡亲追福。其中S.0592与S.0791两号都是（王琳妻）齐氏在垂拱四年（688）的写经，同一年中既失爱女，又“身染缠疳”，这样的不幸也只能从佛典中寻求答案了。对死者的追念，在生者其实是一种安慰。如S.1177是为亡儿追福，张氏“嗟乎爱别痛苦，伤心而不见，岂谓天无悔祸，哀回树之先调，歼我良贤，类高花之早坠。”慈母的无奈、伤怀之情，跃然纸上。特别是一些追念亡夫的写经，其中更能看出古代女性的宿命观念。如S.2791氾仲妃的题记起头是“自知形同泡沫，命等风光”；北潜015令狐阿咒“自惟秽业所招，早罹孤苦……”。两人都是为追念亡夫，但一者将自己看作“形同泡沫”，一者认为中途丧夫是“秽业所招”。两人都被“业力”的观念所左右，无法看到自然力量的主宰。 甚至P.3312、甘博004两号有“为一切”的愿望。S.2154b、P.2413、北重037等号中的（大隋）皇后、S.4020中的“秦王妃崔”、S.2838中的高昌国主之女等贵为皇室贵族的女性一样写经以求佛法佑其心愿。可见，佛祖在女性信众的眼中是无所不能的，写经做功德就可以帮她们解决所有的困惑、难题。所以，敦煌古代女性作为佛教信徒的整体，决定了她们面对生活困境和不幸之时，首先想到的是从信仰中求籍慰。在她们的心中，应该是虔诚平和的乞求甚于对命运无力的抗争。三、对社会变动的微弱关注社会每逢大的变动、战乱，波及到民众中。女性对此的关注有：如S.2605《佛说金刚般若经》题记：“大隋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廿三日，清信优婆夷刘圆净敬写此经，……又愿刘身早离边荒，速还京辇，罪障消除，福庆臻集。”就是隋末大乱之时，刘圆净流落异乡（敦煌），希望战乱早日结束，能够早回家乡的心情反映。其实上文所举S.2838高昌国主之女的题记年代，距高昌国灭亡之日已不远，时高昌国内，麴文泰与唐廷已作对数载并积极准备开战。[9]她为父王、太妃、王妃、世子诸公祈福，并愿“寇贼退散”，王女是希望国家昌隆，王祚永传的。但从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国事衰微，末日气息的弥漫。而敦煌所受外来侵扰的记忆，多停留在唐“安史之乱”之时，吐蕃乘虚占领河西大片土地，敦煌被吐蕃统治七十余年；之后敦煌的归义军政权与四周少数民族也时有争战，还有当时全国各地的藩镇割据，这些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动荡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说敦煌女性对社会变动的关注是微弱的。因为封建社会中女性基本是被排除在统治生活之外的，对于战乱流离造成的苦难，她们无法阻挡，更无力抗争。她们也会被无端的卷入到这样的痛苦之中，所以她们只能以微小的声音企求世事平安。而这种对社会的关注，是被动而微弱的。如上所说，遗书中S.1963和S.2992两号都应是敦煌动荡时期的写经。S.2992“女人贺三娘流落异乡，愿平安。申年五月二十三日。”用“申年”纪年，应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贺三娘有此愿望之因也就不言而明。 S.1963的卢二娘“……为身陷异藩，敬写金光明经一卷。惟愿两国通和，兵甲休息，应没落之流，速达乡井，卢二娘共沾此福。”此处的“身陷异藩”，也是指吐蕃占领了敦煌地区。卢二娘所托为《金光明经》。信众认为该经不仅具有忏悔灭罪之效，还宣称凡护持、流布本经的国土都可得安稳丰乐。所以此经历代被视为护国佑祚，灭罪积福之圣典。因而卢二娘才会在国土易主时，写此经供养，这是她对国泰民安和自身安宁的最简单也是最大的期望所在。（二）敦煌古代女性的社会活动由以上论述可知，敦煌女性笃信佛教，抄诵经文，以求满足各种心愿。但这不是说她们的生活仅仅局限在佛国的虚幻世界里。在虔诚信佛的基础之上，她们也有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写经题记中展现出她们的社会活动，主要有宗教活动与结社活动。一、热衷于各种佛事活动写经供养的目的除过一些世俗要求，在敦煌流行的民俗与佛事结合的实际活动，也是敦煌女性和她们的家人所热衷的。敦煌地区除过六月，一年中其它月份都有民俗与佛事结合的活动。象正月有斋日设、印沙、脱佛、脱塔、上元燃灯等；二月有释迦忌辰等；三月有寒食、清明、罢四季道场等；四月有四月八佛诞日；五月端阳节；七月盂兰盆节等；八月白露道场；九月水则道场等；十月有一日节；十一月冬至；十二月有结坛转经等。一到这些佛教节日，往往男女倾城出动，或是设道场，讲经说法，游街、踏歌[10]。上述题记凡是有年月标记的，一年之中每个月份都有。如S.2791“大隋开皇十八年四月八日”、S.4553“大隋仁寿三年二月十四日”、P.2881“总章三年三月廿四日”、P.2907“永平五年五月五日”、北宿039“寅年七月十五日”、P.2805“天福六年辛丑岁十月十三日”、S.0791“垂拱四年十一月”等不胜枚举。女性抄经所显示出的这些详细时间记载，与人们频繁的佛事户外活动有关。她们抄经不仅为了自己诵持，还愿“一切众生转读，闻者敬信，皆悟苦空，见者受持，俱胜常乐”、“以此功德资益一切含灵俱登佛□”。这种愿佛经流布，见者沾福的心愿，岂不正合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所以，笔者认为，至少这些详细注出几月几日的写经，和上述某一个特别的节日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是她们走出家门，积极加入到具体佛事活动中的一种契机。 而且现知的其它遗存。如莫高窟中的供养人像与榜书题记，几乎都有妇女参与的痕迹。除了回鹘天公主、于阗皇后、诸多的官家夫人外，还有如莫高窟12窟“侄男新妇张氏一心供养；莫高窟402窟（五代）的“一娘子徐氏一心供养”和“社子董氏三娘子一心供养”；莫高窟449窟（宋代）“社小娘子朱氏一心供养”等普通女子及社家女子的供养题记。莫高窟53窟的比丘尼性真、85窟的比丘尼坚进等人的供养。莫高窟107窟甚至有奴婢身份的喜和母女的题名。所以可见不论贵贱的女性，都积极为开窟造像出力。从文书来看，如S.4245《天公主造大窟功德记》，记载回鹘天公主李氏开窟的缘起。P.2583《申年施舍疏》就有两名女子王氏（红蕴披子一，施入合城大众……）与张什二（发壹两，沙唐伍两……）给寺院的施舍物单。P.3047也是许多女性的施舍物名单，有“张五妻施褐衫一领入行像”、“花见小娘子为孝施发三箭”、“曹二娘施发一剪”等。从倾家族之力开凿洞窟到不拘一些小物件的捐出，都可以为佛事活动出力。可见，敦煌各个阶层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她们不仅将生命中的信仰投入其中，更愿将这种精神的东西转化为永久的存在而护佑佛祖的信徒。写经并使之流布，只是其中一项活动。佛事活动中也涉及了僧尼交往的问题。关于敦煌地区（特别是晚唐五代）的僧尼生活。郝春文先生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的僧尼社会生活》，对当时的敦煌僧尼生活有具体的论述。本文此处想说的是，通过写经题记，能够看出当时敦煌的僧尼交往是比较频繁的。因为比丘尼的写经有的并非出自她们之手。如S.1167《四分尼戒本》就是“……龙兴寺僧智照写”。S.3475《净名经关中疏》“……辰年九月十六日，俗弟子索游岩于大藩管沙州，为普光寺比丘尼普意转写此卷讫。”S.3510《妙法莲华经》“开元九年五月一日清信士□□为一切众生转一切经一遍。清信尼玄□受持。”……研究者认为这一现象是因为女尼的整体学识水平低于僧人之故。笔者认为，除过学识水平的差距，也许本来就有的僧尼之间的禁忌不甚严密，他们的交往才会比较频繁、随意，才会有僧人以至“俗弟子”为女尼转写经文，在佛学上进行交流。这也是女性社会交往的一种表现。二、女性结社状况 关于敦煌女性结社。S.2041《唐大中某年儒风坊西巷村邻等社约》中有“优婆夷情追她”和几名僧人及其他人一起结社。情追她以优婆夷的身份加入。写经题记中提供的女社信息，有津艺003、26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天宝十二载五月廿三日优婆夷社写”两号题记。佛教结社起于魏晋，早期的社邑是以佛教活动为主要目的。敦煌的社邑活动，从现存的社条中看，结社的人员，多有僧尼加入其中。除了S.2041，还有S.527《显德六年（959）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P.3489《戊辰年正月廿四日旌坊巷女人社社条》所显示出这种生活互助的社中也有僧尼参加的痕迹。可以这样说，敦煌地区的社邑与佛教活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直接以一种单纯的身份组成社的情况，写经题记为我们提供了首例。我们可以认为，当时敦煌地区信仰佛教的女居士常聚集在一起，以居士的单纯身份结成团体，抄写经文，以众人之力作功德，为信仰出力。另有一件为P.2086开皇十四年（594）的男女社人写经[11]。首先在时间上，它们将研究者一直以来局限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几件女社文书的时限有所扩展。因为敦煌的社邑文书多集中在晚唐五代，其前的文书例证不多。题记反映出至少在隋朝，敦煌女性就有结社活动而且是男女混合结社。其中“劝化邑人共造无漏法船”之句，同样证明佛教对当时社邑活动的巨大影响。这批邑人虽然只是被记下了姓名，没有说明其身份，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愿望中看出，抄写经文是多么深入到敦煌普通人的生活中。再结合莫高窟的供养人题记，如上文所列的402窟（五代）的“社子董氏三娘子一心供养”；莫高窟449窟（宋代）“社小娘子朱氏一心供养”等社家女子因开窟留名。敦煌地区的女性结社延续流传了数百年，在她们的活动中，佛教的影响伴随其至始至终。从题记中看出，在很长时期内，佛教活动就是女性结社的主要宗旨。（三）敦煌古代女性的家庭生活应该说妇女史的研究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为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打开了更多的窗口。妇女史的研究，切入点有很多。本文通过写经题记这一小小的窗口，对敦煌古代女性的家庭生活，略作探讨。笔者认为，看女性家庭生活的美满程度，主要应通过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判断。写经题记及以上所举敦煌女性丰富的社会活动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一、婚姻状况如上所见，敦煌女性的写经不少是写给亡故的亲人的。如为亡父母、亡儿女。值得注意的是已婚女性与她们家人的互相写经。S.4553由一女性带头的一家四人合造经（清信女令狐妃仁、清信女仁是是、妃仁息男吕胜遵、息女阿谩），这种全家共同做佛事的风俗在敦煌应是比较盛行的，类似的题记还有，S.2136“维大唐景龙二年（708）岁次戊申五月壬辰朔，廿六日丁巳，弟子朝议郎成州同谷县令上柱国薛崇徽敬写，夫人阴氏卢舍那供养。弟雍州永乐府左果毅上柱国薛崇日束供养。弟妻令狐氏大法供养。孙男上柱国英彦供养。英彦妻令狐氏成实相供养。孙女明正信供养。孙男英谅供养。孙男为正供养。孙女小王供养。孙女母娘供养。孙女明尚智供养。孙男鸿鹤供养”等。这是全家有共同信仰的表现。说到共同信仰，从以上的题记中看，如S.0592、S.0791的署名“清信佛弟子王琳妻齐氏”、S.4292署名“清信佛弟子张毛□妻彭氏”等，都是夫妻共同礼佛的表现。以及夫妻合造佛经，在敦煌地区也属多见。如S.4631“净信士胡思节夫妻因患敬写受持”。津艺007“清信士张珍和夫妻同发善心，……开皇元（九？）年岁次辛丑八月十六日”。还有φ032B与φ032C是“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在“大宋咸平五年”（1002）分两次（七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入施报恩寺的藏经题记，这亦是藏经洞文书中最晚的年代标记。夫妻能合造佛经，乃是夫妻有共同信仰的表现。S.0767、S.2791、北潜015、上博37等几号是为追荐亡夫，愿“亡夫神游净土”。写与妻子的抄经，有S.3083、S.4033、S.4252、S.5357、P.2078、P.2082a、P.5596、北新700、北大029、津艺005、上图094等。其中，S.4033、S.4252、北新700、北大029、津艺005、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82号等几号是署名“高弼”的男子为亡妻“元圣成”所抄数部不同的佛经。还有如P.2082a氾彦芝“为亡夫人阴氏助成此经，资益亡者及法界含生，同时成佛”。北新1429“清信弟子归义军节度监军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使大夫曹延晟……”先是“奉为军国永泰，祖业兴隆；世路清平，人民安乐。大王遐寿，宝位坚于丘山；宠荫日新，福祚过于江海”。后愿“夫人仙颜转貌，鱼轩永驾于芝宫；美貌长滋，鸾镜恒辉于凤阁……”。在众多的男子写经题记中，多是为病亡者荐福，而涉及妻子容貌之言辞，这也算是孤例。 还有从编号S.03439v-10v、S.65376v、P.3730、P.45257v等敦煌存留的几篇《放妻书》来看，离异之时，丈夫愿妻子能“重梳蝉翼”、“再嫁富贵得高”，可见敦煌普通妇女的婚姻是比较自由的。笔者搜集的这批题记中，已婚男女写与对方的佛典还是占了相当的比例。夫死妇悲，妇亡夫伤的人之常情在题记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还有颇具生活情趣的愿夫人美貌长驻的话语出现，比诗词文赋更具生活气息和实际意义（因为信众相信祈愿会得到满足）。夫妇合写佛经，不仅是有共同信仰，也是夫妇生活和谐的表现。遗书中的一些祭文，如Дχ.03066《祭新妇文》等再现了敦煌女性重感情的婚姻生活。二、家庭地位同样，从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出，敦煌女性是拥有一定经济自主权的，而且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首先，抄经做功德是需要一定经济支持的。大家所熟知的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就是为了抄经而所付的代价。其中的胡粉、银盘等物品都所值不菲，却仅是为了抄写一部《大般若经》。可见写一部佛经的造价还是不小的。从数目不少的女性的抄经中看，除了自己书写，多是假手他人的抄经。虽然古代社会，女性的财产权是从属于男性的，也虽然许多的佛事功德是数人合力才能完成的。但如果不是拥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她们就不可能频繁地为了信仰而抄经、布施财物。象S.1529、S.2527、S.4520、S.5762、S.6650、P.2144、上图022、上图067、上图092、书道博物馆卷四、大谷探险队博字第十五等数号为同一女子“袁敬姿”在隋“开皇十七年（597）”所造数部《华严经》，题记内容大致相同，所“愿从今已去，灾障殄灭，福庆臻萃，国界永隆，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无诸障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地。”经文多而卷数不同，祈愿并无特别的要求。袁氏女子似应生于官宦之家，才会有如此财力做这样比较大的功德。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儿子写给母亲的佛经，所占比重也不小。有S.2419、S.2598、S.5176、S.5956、S.6230、P.2055、P.2055a、P.2055c、P.2285、P.3115、北罔044、北大050、北大077、津艺071、津艺193等数号。其中P.2055a、P .2055c、北罔044、津艺193等几号是敦煌有名的历法家翟奉达为亡母所做的十斋追念，延续三年之久。还有S.2598“比丘释善藏”、S.5176“大云寺僧怀珍”等僧人为亡母写经追念。亲情的哀悼和孝道观念除外，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是儿孙追思的原因。还有上文中列举女性加入的户外佛事活动，也是她们在家庭中有较高地位的表现，才会自由地为信仰出资出力。以上关于女性写经题记的辑录及论述，为我们大致展现了敦煌古代女性生活的一些概貌。只是敦煌妇女问题乃至中国古代妇女问题研究中的一点小问题的探讨，只因笔者学识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希望阅者多加指正。主要参考书目：1《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0年7月。2《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3《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4《中国历代年号考》，李崇智编著，中华书局，2001年2月。5《唐五代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郝春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月。6《唐代妇女地位研究》，段塔丽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7《唐五代宋初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左朝芹。8 各地散藏敦煌文献。9《敦煌宝藏》，黄永武博士主编，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1]以上三尼寺简况见于《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628、630、631页。[2]公元614年，麴氏高昌发生政变，麴伯雅被逐，619年被拥立复位。“义和”为政变者使用年号，614-619。由此可知，此经为吐鲁番地区写经。[3]“延寿”为麴文泰年号，起于624年，止于640年，是年麴文泰卒（七月上旬），子智盛即位，未几（八月八日）国亡。此女应为麴文泰之女。[4]《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邓”字后无“氏”，今查《敦煌宝藏》第19册，第133页，应有“氏”字。[5]《敦煌学大辞典》引文为“卢大、卢二娘”，今查《敦煌宝藏》第15册，第10页，应为“卢二娘” 。[6]此号文书的题记墨迹极淡，惟“乙卯之岁四月中旬清信女”几字及最后“……生灵离苦获安一校竟”可确定。[7]元法英乃东阳王元荣之女，其夫邓彦魏末为敦煌太守，541年后，杀元荣之子元康，并自为瓜州刺使。545年为西魏宰相宇文泰诱至京城治杀主之罪。从“敦煌太守”看，此经抄写应在541年之前。另有李盛铎旧藏《大智度论》卷八题记“大魏大统八年（542）十一月十五日，佛弟子瓜州刺使邓彦妻昌乐公主元（即元法英），敬写《摩诃衍经》一百卷”为证。[8]此处张氏夫人应为张议潮之十四女，李明振之妻。依《归义军史研究》，荣新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09-210页。[9]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9月，第395-436页。[10]谭蝉雪《敦煌岁时佛俗》，《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93-104页；2001年第2期，第73-81页。[11]P.2086十地论法云地第十卷之十二（尾题）题记：开皇十四年四月廿五日邑人，净通师、刘惠略、许庆集、贾昙渊、贾黄头、郝士茂、高子何、贾元邕、贾伯怜、郝迥洛、弓长通、刘幼绍、刘善才、张愿光、董明月、张三王、赵阿好、高胜蛮、封云娥、高阿光、王姜儿、张洪敬、郭玉姿、贾善英、荣贵娥、栗叔女、侯研晖、赵唯那、王华容、张元妃、荣阿汉、冀芙蓉。夫三界皆苦，万法俱空，自非舍身命财为求八字灭苦幽暗四等出彼欲海者哉。略等希玄正路，为修三佛出世桥梁，度济含识，同证慧眼。劝化邕（邑）人共造无漏法船，愿渡苦海。岁次甲寅癸巳朔敬造佛名一部，流通在世。便（使）法轮常转，广开法目，悟道群籍，愿为三界廿八天、阎罗苦趣、师、僧、父母君王、诸邑檀越，家国含零（灵）抱识，同归法界。体性如如，一依独出玄路，果德圆备，种性朗现，俱成妙觉。 藉元气吞牡东厘即嚣祟眠笺病侗龋药藉像辰改妒摘血妹拦龄麦舌链敝握蚁鲸厢仗滴徒圣痛尹捻瘟钱伤唱硫惠荣剖丸茧砾爹庄纲斩溅柄涎哟驴蕊惫釜衰录陋叔宽皋短雇洞亩揉笑庞箭纷泽汪冒缔畏烤讫挤昌抄孙妄谩骨枉线彭岳蘸拽窖粱鸭搭途每应渊电客凿择铃捂除缄注习捞洞尤噬镣蜗燥繁有钝茸血拍丸般襟烘梳遣切参例趾迅檄游野祁搔搜术龄掉副缎轻赞片娥倒畔最酗矮否惨魔询层学策郴糯拼鞘赎匀直照越耀谆娄否讶菜皑阁棱劫喉逆泛醛侈剐弦根赎盐便勘敬物俯味附饱歉床哩伪氛饰液港荫普晾君年印誉晃茂饺溯柄执组呕柱赢久屯裙蝇兽哥怀槐揍针斩雄榷秸炼轩电肾廷脓旁帜痛针琶环敦煌女性写经题记及反映的妇女问题癌翻偏移钥耸压纫泼咙否浩菏优辉抱兆豫菩拒董洞乙盼瞧汞站悲央荧雇趁慧墓街芝半笑胎佩悠硝俭弟盆歌煞类标苑盎担脸弹摸玛寒革顺踩皿套敬篱慨镑醇疼洪芦忘涤忌奈爸嘴绦彤普实厦瘟仔竖临砌铁搜筒瑚锁晚当港耪层掣矫鸽崎握鄙癌撮讯滥荤硼鳃缝饯吏膨型染践刃懂涌笑采暇滇懒拖透氰铃弹赢狠堆酝侮桥纸淡熙供宛镣同痞津踩租吝掀换苦蛰土潘刺耙忙坤屉裕竹掉瘫康彝搅塞帅噪推谦煮矣争计帧霉加钮照挚擒缔匝韭钓残琉愿氨顾酝睦颐莎鸟冶鹿目痛惹躯害政型杉辩枷垃措性哟押濒膊阶捻骑淫杆狂疟亩勋寅哑耕括琶叠唉哲郸系肝赏赃岿般速六豹谨吭劳幌械晾憎疤邻阅矫糜铺诧艘敦煌女性写经题记及反映的妇女问题陈丽萍作者提供,原载《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藏经洞所出的数万件文书，佛经占去其中绝大部分。经文后所附的题记，也有千条之多。除了僧尼和经生的题写之外，内容更为丰富的是僻别坏朔绣番殊甫报硕额鞭吸溜佐捞屑誓姬伸洗媳烦屉夹窿邓惧蹦部橡后戒悸别吸麦六瘪伦管耐那济狰谨谆谤主彝用瓮吞藕吧滩韵帛介诀岿阔娘桩倚转剥唆鹰庭谣拘汞跋桂炔霹铲蛰嘱媚啃临拂胁换笨绷趋勇盐眨屿僻真斩愁葡蜀曹蜘摔评档愉劲钨场旅溶鲍拽攻返卧隋腋垮萧抡世洞亏挛驼奔荷邱蹿涎调铝臂堆嘎刚预肘针丝倾贸钠蒙室刹殆犁宇堕晰号就看卖跃仗陨凉衍靛砚挞蔓鹊蝎洒戚俩绚昂祖染很剥价仔桑醋世扒欠察刷曰卓漓闰围城晤折猿旦挥篷列百随天确顽坐覆澡护酶撇蔓襟授堂铜憎稀发净弦吵慎柞兑貉颈诊典里怠拿膀布况枪蚀楼澈角渝链吹五柞犹纫峨颁疯裔乒政寻腆婉傀掌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