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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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下)秦晖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父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确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甚至也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近古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一带发达,但公民社会的发育却比南方更为艰难,这无疑是重要原

2、因之一。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摆脱所有的共同体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是共同体桎梏形成制衡与消解机制。如所周知,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行会是市场关系发达的障碍。但在早期正是行会在与领主权作斗争、争取城市自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出现的“公民与王权的联盟”更是如此。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很晚“,大共同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是采邑、村社、行会、宗族等小共同体的束

3、缚。在这种情况下,大共同体的权力对于冲破小共同体桎梏、从而解放个性,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而公民(市民)可以与王权携起手来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而在依附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司、协会、社团、自治社区等。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取代“王朝国家”。而在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相反,由于传统中国“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虽从本质上并非市民社会的因素,但它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可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包括血缘、地缘

4、组织(宗族、村社等)在内的小共同体即便内部结构仍很“传统”,但只要它对大共同体本位体制而言具有自治性,则它在一定阶段上也可能成为推动市场关系与人的个性发展的有利因素。换句话说,如果在西方,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个体本位的公民社会演进需要经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本质上即公民个人权利与大共同体权力的联盟)的话,那末在中国,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便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所谓“联盟”当然是个象征性说法,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约(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王权联盟”也并非实指),而是意味着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

5、二者间形成客观上的良性互动。在社区自治与自治性社区权利极不发达的传统中国,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相联系的小共同体(包括家族组织)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社区自治的功能,并以其集体进取精神克服大共同体114©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的束缚,从而为个性的发展打开突破口。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宗族关系与商品经济同步而“逆逻辑发展”的事实,表明了这种可能性,但它最终能否像西方的王权一度有助于市民社会的建立一样,为中国

6、打开一条新路,历史并未作出答案,因为近代以后中国原来的发展轨迹中断了。不过改革时期东南地区再度出现宗族共同体与市场经济同步繁荣的局面,却十分耐人寻味。改革后东南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被世人目为“奇迹”。而乡企的发展史初看起来似五花八门,典型的如“温州型”乡企多是私有制,而“苏南型”乡企在1996年大转制前则是“集体企业”为主。于是关于“乡企奇迹”的原因也就有了“市场动力”论与“新集体主义”论等彼此牾之说。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些或公或私的企业分布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主要是在“市场网络所及、国家控制弱区”发展起来的。创造出温州奇迹的许多中心市场与

7、民间工业区都位于非行政中心亦非交通要道之地,如永嘉之桥头、温岭之石塘、永康之大园东、古山、苍南之龙港、金乡等等。而这种“大市场中的小角落”恰恰也是苏南乡企的最佳发展基地。苏南最大的行政中心与交通枢纽南京市,市郊诸县的乡企都难以发展。迟至1990年,南京市属地区的乡企在江苏各市中仅居第8位,而无锡、苏州、盐城、南通等地就活跃得多。在这些地区,主要的乡企发展地也往往位于行政辖境的“角落”里。如丹阳市乡企最发达的皇塘、界牌二镇都是该市最边远的镇,不仅纵贯丹阳境内的铁路、运河、高速公路不达,甚至连丹阳通往各县市的干道也不经此二镇。其中皇塘位于丹阳、金坛、武

8、进三县之交,界牌则位于丹阳、武进、丹徒、扬中四县之交。而城关所在的云阳镇都没有什么乡企。吴江市乡企最发达的盛泽、黎里与震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