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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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闻黎明1938年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前身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时的“小长征”，是抗战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之这所高等学校为顺利迁徙昆明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次历经68天，横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里的“小长征”，在抗日战争史甚至中国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它不仅是西南联大的自豪与光荣，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近年来，由于西南联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用的不断显现，国内外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这所高等学校，“小长征”的研究自然也成为课题之一。对于这次“小长征

2、”的记录，最早出自参加者的笔下[1]，史学界的关注则是结合西南联合大学纪念活动展开的[2]。目前，国内出版或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之著述，均给予这段历史充分肯定。值得重视的是，较早对“小长征”进行系统介绍的竟来自国外。美国费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斯雷尔所著之《1938-1946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卓越的高等学府的写真》，以“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为题，以整整一章叙述了这段过程。[3]而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楠原俊代教授，更是在其长达350余页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几乎用一半篇幅介绍

3、这次“小长征”，乃至该书副标题都名之为“又一次长征，通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4]上述成果，为了解这次“小长征”提供了扎实的基本史料，但由于多数论述一般着重于“小长征”的过程记录，故本文意在对“小长征”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并就某些密切相关却被忽略的问题略呈一管之见。救国矣读书矣：围绕西迁的论争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时，师生们曾围绕是否应当西迁产生过激烈的论争。关于这次论争，迄今为止的论述缺少关注，更鲜有论及。而欲完整了解“小长征”发起背景，这是一个不应淡化的前提。为了便于理解，这里有必要将目光稍稍向前延伸些。1937年7月

4、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正值平津各大学暑假期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决定选择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5]当时，教育部决定平津各大学分别迁往西安与长沙，由于清华大学早在战前就意识到战争将要发生，已在长沙设立了分校[6]，于是教育部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至长沙，在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基础上建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仅存在了一个学期。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紧张，随着战事发展，长沙也面临到战争的威

5、胁。尚在10月8日，刚刚抵达长沙不几天的朱自清教授便听到了空袭警报，此后警报声不断惊扰着这位学者，以至为了躲避空袭，20日都未能如约参加一位朋友的邀宴。[7]11月24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火车站附近小吴门一带在六枚炸弹中成为火海，死伤者300余人。于是，本为后方重镇的长沙渐渐充满了火药味，人心开始浮动。1938年1月初，不仅师生们已无法安心上课，就连本来很严格的军事管理也松弛了下来。[8]这一形势，迫使长沙临时大学当局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在迁往桂林计划作罢后，目标锁定了远离战争威胁的西南大后方的春城昆明。但是，这个决定首次

6、遭到教育部的质疑，刚刚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向前来说项的联大常委[9]、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蒋介石担心影响士气，不愿大学迁来迁去。[10]蒋介石的这个态度，的确有刚刚建立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搬迁会加重社会动荡，削弱人们的抗战信心，同时也隐藏着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幻想。不过，鉴于形势的日趋严重，最高当局还是接受了搬迁计划。1938年1月上旬，陈立夫表示教育部基本同意长沙临时大学搬迁昆明，19日又转达了军委会内容大致相同的决议。次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做出全校迁往昆明的决议。出于国民政府和三校校长的信任，出于个人前

7、途与学校命运的紧紧相连，多数教职员赞成西迁云南。但是，相当多学生则站在了反对立场。战事爆发以来，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们便围绕应否实施战时教育问题展开着激烈争论。“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11]双方各执己见，结果愿意参加直接抗战的同学不断离校，有的到了前线，有的去了军校，留下的虽然坚持上课，却极力反对远离战场。反对意见的理由，主要有“时间费时太长，金钱所花太多”；“长沙之不能安心上

8、课，因抗战关系，非惧敌机关系，故至昆明仍不能安心上课”；“我们要监督政府，我们先跑太不像话”；“毕业同学到滇只能上二月课，毕业后还得回来”等等，[12]而最主要的理由，则是认为逃难式的搬迁无疑就是逃跑，是视救国的责任于不顾。为此，学生中曾组织过反对搬迁或缓迁的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