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国碳排放绩效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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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中国碳排放绩效的路径选择摘要：发展低碳经济的要义在于最大幅度提高碳排放绩效。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社会、环境的严峻挑战，需要通过技术、制度、理念三个层面的创新系统地提高碳排放绩效。技术创新关键在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加强碳汇建设；制度创新主要是做好碳税和碳交易设计；理念创新是要变革现有的生产消费模式、空间发展模式以及城市治理模式。关键词：碳排放绩效；碳税；碳交易；治理模式PathChoicetoEnhanceCarbonEmissionsPerformanceofChinaAbstract:Theessenceoflowcarbone

2、conomyistoenhancecarbonemissionsperformanceatmost.Currently,Chinaisfacingserioustriplechallengeofeconomy,societyandenvironmental.Itisnecessarytopromptthecarbonemissionsperformancebythesystematicinnovationoftechnology,institutionandidea.Thecrucialoftechnologyincludesimproving

3、energymix,increasingenergyefficiency,emphasizingthecarbonsinkconstruction;Institutioninnovationismainlytodesigncarbontaxandcarbontradeappropriately.Ideainnovationmeanstochangenowadaysproducingandconsumingmodel,spacedevelopmentmodelandurbangovernancemodel.Keywords:CarbonEmiss

4、ionsPerformance;CarbonTax;CarbonTrade;GovernanceModel一、引言发展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以最少的碳排放创造最大的经济社会福利，即最大幅度提高碳排放绩效。碳排放绩效内涵丰富，在已有文献中，不同的学者提出过多种指标和方法对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Mielnik和Goldemberg（1999）建议用“碳化指数”（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水平）来考察各国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的碳排放演进模式[1]。Ang（1999）认为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源消费）是一个测度碳排放绩效的有效指标[2]。Sun（2005）则强调

5、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CO2排放）在低碳研究中的重要性[3]。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2008）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关键是要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4]。Zhou（2010）等主张用DEA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研究碳排放绩效[5]。由于具备较强的理论性及实际可操作性，有关“碳生产率”的研究较为多见。碳生产率表征的是碳排放的经济绩效，其潜在假设就是，GDP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这一观点已受到广泛的质疑，Max-Neef（1995）认为，经济增长一开始对福利的提高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这种贡献会逐渐变小，当超越某一点时，经济增长

6、非但不能促进福利的提高，反而会使福利遭遇减损，该转折点就是生态经济学家所指的“福利门槛”[6]。Lawn和Clarke研究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中国、泰国以及越南七个亚太国家人均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ProgressIndex,GPI）和人均GDP的变化趋势，不但验证了“福利门槛”假说，而且还发现福利门槛有逐步收缩的倾向，随着全球化时代自然资本的普遍稀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门槛点将会更低[7]。在改进碳排放绩效指标方面，英国学者Common（2007）的做了有益尝试，他建立了一个人类满足与环境输入之比的绩效指标。满足程度用人均预期

7、寿命乘以来源于世界幸福数据基础的平均主观满意分数来表示。对于环境输入，则分别考察了人均能源消耗、人均生态足迹、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三个变量[8]。刘国平和朱远（2011）则根据生态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将碳排放福利绩效界定为单位碳排放的福利产出，并将碳排放福利绩效表示为碳排放经济绩效与经济福利绩效两个因素的乘积。选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福利测度指标，对二十国集团（G20）1990-2007年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经济绩效远远低于主要其他国家，碳排放福利绩效在G20国家中也处于落后位置，且绩效值呈现逐

8、年下降趋势，表明中国低碳发展在静态和动态方面均缺乏竞争力[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社会阶层差距扩大，极端气候及自然灾害频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