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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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陈力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其中古籍辨伪学尤为突出，争议最多，格局变化最巨。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古籍辨伪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二十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古籍辨伪之风最盛，古籍也越辨越伪；二十世纪後半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後，古籍考辨之学复炽，然古籍越辨越真。从表面上看，这种前後变化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後，一大批青铜器和战国秦汉简策与帛书陆续出土，许多从前被认定为“伪书”的文献找到了更为古老的来源与根据，过去

2、被判为“伪书”的证据一个一个被攻破。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有了新的资料为一些上古文献提供了真确的依据，而在于过去判定它们为伪书的方法与理论本身就需要认真地加以检讨。一、古籍辨伪学的概念直到现在，“古籍辨伪”这个概念都是相当含混的。顾名思义，所谓“古籍辨伪”就是对古籍真伪的审查。但是，“真”与“伪”都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古籍的实际情况是，“真”与“伪”是相对的，所涉及的面，也是比较广的。古籍的“真”“伪”，有作者的问题，有成书年代的问题，有内容的问题，还有“真”与“伪”的程度问题。

3、或者作者伪，而成书年代不伪；或作者与成书年代不伪，但经过长期流传，内容已非原貌。就程度而言，有小部分伪，有大部分伪，也有全伪。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作者的问题为例，张心澂在其著名的《伪书通考》里也提到了古书的作者问题有四种情形，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判别真伪的标准。他认为：一、“古人不自著书”，如谓《管子》为管子一派人所作，则不伪；如“题为管夷吾所著，则成伪书矣”。二、“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因此常无作者名，如果这类书题“文王作，周公作，孔子作，曾子作，一人题名，遂成定案，致使後人翻案，发生辨伪之事。”

4、三、“古书世传非成於一手”，如《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司马迁谓为左丘明著，于是就成了问题。四、“书名非著者之名”，如《荀子》、《管子》皆书名，如谓作者为荀子、管子，也成了问题。①上述张心澂先生提到的四种情况在古书中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但问题在于，一部书中，作者只是该书所含众多信息的一个单元、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是否可以将作者之伪与古书之伪等同起来？并且这个所谓的“作者之伪”，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後世的改编、传抄、重刻者“强加”给古书的，并非古书的初编者所定，如果将局部问题与全局问题等量齐观，恐怕中国古

5、代几乎所有的书都将被打入“伪书”之列，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同时代古书的特点是很不相同的，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就曾指出：自汉武以後，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後人习读汉以後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後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後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②对于具有不同时代特徵的古书，我们是否可以用

6、一个统一、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判定其真伪？这也①张心澂：《伪书通考》第16-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本，1998年1月。②余嘉锡：《古书通例》，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值得我们深思。由于古籍“真”、“伪”标准难于统一，使得“古籍辨伪”的概念相当模糊。同时，从古籍辨伪的历史来看，它依傍经学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籍辨伪常常是经学的附庸，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今、古文经纷争的烙印。加上各人的着眼点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因此对文献的认识也各有

7、差异，虽然如清代乾嘉学者力图使古籍辨伪更具客观性，但最终对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影响最大的还是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二十世纪的疑古思潮，也是在康有为等人疑古惑经思想的启发下发生的①。可以这样说，古籍辨伪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门颇具主观色彩的学问。在古籍的辨伪方法方面，古籍辨伪从汉代开始，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其研究的方法也在逐步完备，北魏颜之推，唐代刘知几、柳宗元，宋代吴棫、郑樵、朱熹，元代吴澄、明代宋濂、梅鷟等等对古籍辨伪的方法都曾有所论及，或者进行过古籍考辨的实践，但真正对古籍辨伪方法进行系

8、统论述的是明末学者胡应麟，其《四部正讹》论辨伪之法云：凡覈伪书之道，覈之《七略》以观其源；覈之群志以观其绪；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覈之文以观其体；覈之事以观其时；覈之撰者以观其託；覈之传者以观其人。覈兹八者，而古今膺籍亡隐情矣。②胡氏所论，涉及到了古籍流传、文字内容、时代特徵、著者与传者等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辨伪学理论，故梁启超先生谓其书为“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③。有清一代，文献的考辨为当时学术的主流，涌现了